虚阁网　>　高阳　>　翁同龢传　|　上页　下页

谬托知己

由此一事，可见康有为的人品，最善于作伪招摇；以“保皇”之故，处处强调翁师傅对他的赏识，再举一事为证，廿一年会试中式，自编年谱记云： 　　殿试朝考皆直言时事，读卷大臣李文田与先中丞宿嫌，又以吾不认座主，力相排。殿试徐寿蘅侍郎树铭本置第一，各阅卷大臣皆圈矣，惟李文田不圈，并加黄签焉，降至二甲四十八名。 　　此为必无之事。第一，殿试读卷官八员，大致大学士或协办一两人；尚书四、五人；卿贰两三人，拟元时由首席或素以善衡文的尚书主持。徐树蘅虽为翰苑前辈，但毕竟只是刑部侍郎，并无拟元的资格。且“各大臣皆圈”，则除李文田外，已得七圈，纵不能抡元，必在进呈十本之列，事实上不是；其次，殿试卷加黄签，必策论或试帖诗发生明显错误；李文田加黄签，如为吹毛求疵，则当时必有公论；事后或有言官参劾，李文田不能亦不敢以一己好恶，任意妄为，倘原卷确有错误，得加黄签，则此卷又岂有抡元之望？ 　　最后，也是最明显的一贴是，殿试卷讲究写作俱佳。康有为的《广艺舟双楫》虽为论书法的不朽之作，但他的字写得并不好。自谓“吾眼有神，吾腕有鬼”。写大卷子有四字诀：“黑，大，光，圆”，前三字不难，要紧的是一个“圆”字，此为“馆阁体”的精髓所在。康有为的字，怎么样看，也谈不到“圆”。如果他的字可得鼎甲，龚定庵当年应入翰林。 　　康有为又说： 　　朝考，翁常熟欲以拟元，卷在李文田处，乃于“闷、炼”等字，加黄签力争之，遂降在二等。徐澄园、翁常熟告我，问与李嫌之故，故知之。先是，殿试朝士皆以元相朝，传胪时，诸王犹言之。 　　朝考时，翁同龢欲以康卷拟元，以及“翁常熟告我”云云，皆无证据。“诸王”亦不知谁何？至谓“李文田与先中丞宿嫌”，一若其父或祖曾任巡抚，按诸实际，亦为侈然之言。所谓“先中丞”，乃其叔祖广西藩司康国器， 《清史稿》说他“少为吏员，道光末，从军，以劳授江西赣县桂源司巡检”，由此入仕的经历，可知康国器为胥吏出身，非书办，即差役。 　　清朝官制中，无“吏员”之名，但有“吏目”，各州所置，司奸盗、察狱囚，典簿录，彷佛县的典史及一部分巡检的职掌。州吏目及巡检皆为从九品，康国器倘为吏目，则既立军功，不当仍授从九品的巡检，故知为胥吏升官。 　　康国器后入左宗棠军，骁勇善战，能以少击众，军中外号“康拐子”，积功升至福建臬司，调广西藩司，同治十年四月巡抚李福泰卒，康国器护印两个月，康有为即称之为“护广西巡抚”及“先中丞”。 　　其时武弁，无不致富，康国器亦不例外，当初授闽臬，及在广西护巡抚印时，皆曾归乡大起园林。康有为自编年谱中两次记载，一次为同治五年九岁云： 　　友之中丞公克复浙闽，兵事大定，以新授闽臬假归，诸父咸从凯旋。于时门中以从军起家甚众，父龙兄虎、左文右武，号称至盛。土木之工，游宴之事，棋咏之乐，孺子嬉戏其间，诸父爱其聪明，多获从焉。 　　康国器彼时不过偏裨之将，竟谓“克复浙闽，兵事大定”，冒左宗棠之功以为功，康有为之敢于公然作欺人之言而毫不惭汗，大率类此。其向往富贵，不甘寂寞，性情则自幼即见。第二次记载在同治十年十四岁： 　　时中丞公新筑园林，藏书于澹如楼及二万卷书楼中，两楼蔚峙，中间亭沼，花木颇盛，有古桧七株，数百年物，幽室曰七松轩，导以飞桥为虹福台。 　　园林中有数百年古桧七株，可以想见其规模。康国器官不过监司，犹复如此，而康有为不以为非，则“西后以游乐为事”，亦犹功成身退，优游林下，比起康国器来，未必过分。至谓“上兴土木，下通贿赂”而大事抨击，他人可，康有为则无资格作此责备，因“土木之工”，本所艳羡；而若非“下通贿赂”，康国器又如何得以大治园林。康有为在乡，数数住澹如楼；康国器为其“从叔祖”，缌麻三月之服，亲属甚疏，不言借住，而径书“居乡之澹如楼”，彷佛本人所置的别业，此又康有为惯于攘夺之根性使然。 　　总之，在光绪廿一年前，翁同龢与康有为既未谋面，毫无关系，且以康有为之言行而论，与翁同龢忠厚和平，谨守世俗礼法，不喜与人忤的本性，如水与火之不能相容，故可断言，翁同龢决不会欣赏康有为，遑论朝考欲拔康为元。 　　至于康有为一再以翁同龢为标榜，乃“君辱臣逃”在海外藉“保皇”以敛财，必须平空攀附，俾取得一虚幻之根据而欺人的一种手法。因为康有为于光绪廿四年三月由总署代奏其变法条陈及“日本变政记”等三书，光绪命将康有为前后所上奏折及各种书籍，呈交慈禧太后；及至翁罢黜之翌日，始召见康有为，凡此皆表示光绪或有意用康，而翁同龢不以为然。是则康有为之倡言“保皇”，先已见拒于真正具有保皇资格之帝党领袖翁同龢，其为猎富贵的一种手段，不言可知。

虚阁网(Xuges.com)

上一页 回目录 回首页 下一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