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阁网　>　高阳　>　翁同龢传　|　上页　下页

前世孽缘康有为(2)

翁同龢第一次见到康有为的著作，是在光绪二十年。康有为于前一年在广东应乡试，中式第八名；翌年二月与其高弟梁启超同入京会试，是科会试四总裁为李鸿藻、徐郙、汪鸣銮、杨颐，发榜则张謇高中，旋得状元；康有为师弟双双见黜。五月六日康有为伤足南归；其前四日，翁同龢日记： 　　看康长素（祖诒，广东举人、名士）“新学伪经考”，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，窜乱六经，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，真说经家一野狐也，惊诧不已。 　　翁同龢对“新学伪经考”的读后感如此，但据康有为自叙，当他因此书为余联沅所劾时，救他的是翁同龢，自编年谱云： 　　七月，给事中余晋珊劾吾惑世诬民，非圣无法，同少正卯，圣世不容，请焚新学伪经考，而禁粤士从学。沈子培、盛伯熙、黄仲弢、文芸阁有电与徐学使琪营救；张季直走请于常熟，曾重伯亦奔走焉，皆卓如在京所为也。 　　照康所言，则梁启超之于师门，为功不细，且似很有办法。其实不然。丁文江撰“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”，光绪二十年下记： 　　是年七月南海先生的新学伪经考为余晋珊、安维峻等参劾，那时候先生在京，多方奔走，结果祗是奉两广总督谕令自行焚毁。 　　所谓“多方奔走”者何？据梁谱中所见，则如康有为所说的沈曾植（子培）、盛昱（伯熙）、黄绍箕（仲弢）、文廷式（芸阁）等人，梁启超是否都认识，尚成问题，因为甲午那年，梁只二十二岁，且未成进士；无论行辈科名，与这班翰苑前辈，还不够资格往还。据年谱记载：“是年是先生和夏穗卿先生来往最多的一年。”夏穗卿名曾佑，杭州人，光绪十六年会元，以彼此所居甚近而熟稔。梁启超营救康有为，主要的是托夏曾佑，年谱中记其致夏曾佑函云： 　　昨日嘉兴致花农一电，今日小湘乡致合肥一电，惟闻花农监临，重伯又非甚重之人，仍恐未得当耳。前仆已面托通州君，若相见时，可再托之，但得常熟允致电，其电语或由本人自定，或仆处代拟亦可耳。 　　“嘉兴”指沈曾植；“花农”即广东学政徐琪，亦杭州人，为翁同龢门生；“小湘乡”指曾广銮，即“重伯”，曾纪鸿之子；“合肥”指两广总督李瀚章；“通州君”谓张审。 　　张謇是否为之代求翁同龢去电呢？答案应该是否定的。张謇之子张孝若所纂其父传记，于叙师友一章中云： 　　我父早年对康南海向不融洽，故与梁公启超，并无深交。 　　张謇与梁启超，入民国且在袁世凯死后，始逐渐结成知交；在彼时则诚如梁启超自己所说，“人微言轻”，无甚作用可言。 　　张謇并未代翁同龢致电营救，已可肯定。但确有一通电报致广东学政徐琪，由于一种误会，使康有为得以解围。这是一个甚么样的误会，康有为自编年谱，及张伯桢“南海康先生传”，皆语焉不详，且含混其词，如“传”载： 　　电文中，伯羲（盛昱之字）羲字误作伯翊，徐琪疑为褚伯约之误，时褚方劾李瀚章，而劾先师之折，传系乡人某，不慊于先师者，贿褚为之，李畏褚，事得缓，令先师自毁“伪经考”板而止。 　　“谱”中所记，大致亦与“传”相同，词气葛藤，竟不知作何语？细加寻绎，大致为活动徐琪所弄的狡猾。褚伯约名成博，浙江余杭县人，庚辰翰林，与徐琪为同年。光绪十五年由编修补授江西道御史，转补给事中。二十年六月，褚成博以李瀚章保举冒滥，上奏参劾，所谓“李畏褚”即以此故。 　　因为“李畏褚”，便可利用褚成博的名义，要挟李瀚章，方法是利用盛伯羲的名义，致电徐琪为康有为缓颊。发电人具名本为“伯羲”，故意误“羲”为“翊”，与“约”字声近，徐琪乃张冠李戴，向李瀚章表示，友人中无字伯翊者，殆为其同年褚伯约。于是“李畏褚，事得缓”。 　　以盛伯羲名义发电报，为梁启超“奔走”的结果，则何以有此错误，为梁启超编年谱时，自应提出解释，而以“结果祇是奉两广总督谕令自行焚毁”一语了之；而下有附注：“其详见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及翼教丛编卷二”。其故可思。至于徐琪，为俞曲园诂经精舍弟子，光绪初年为其师筑室湖上，名为“俞楼”。出仕后颇藉俞曲园的声光，俞应殿试时，曾国藩为读卷官，剧赏其试帖诗中“花落春仍在”句；俞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举人，翌年乙巳赴春闱，举人覆试时，与李鸿章成同年。俞曲园与彭玉麟又为孙儿女亲家，过从甚密。徐琪即是利用这些关系，复以翁同龢的掌引，于光绪十七年得放广东学政。为人圆通，工于宦术，非不可用诡道之人。

虚阁网(Xuges.com)

上一页 回目录 回首页 下一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