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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世孽缘康有为(1)

　　据翁同龢日记，在光绪十四年时，翁对康有为颇持戒心。十月十三日记：

　　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，意欲一见，拒之。

　　翁同龢以爱士著称，而康有为虽为布衣，但翁必曾闻诸盛昱、沈曾植、屠仁守等人的称誉，寻常求见，无不纳之理。只因“以书陈大计而责之”，乃拒与相见。康有为自道盛昱欲为康代奏万言书，谋之管国子监事的翁同龢，只以言及“马江败后，不复登用人才”一端，若归咎于朝廷，恐因此获罪而不敢上。恐非事实，翁同龢十月廿七日记：

　　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，欲成均代递，然语太讦直，无益祇生衅耳，决计覆谢之。

　　既谓“语太讦直”，当不止于“不复登用人才”一事。康有为自编年谱中，不载原文，其门人张伯桢所撰“南海康先生传”，则引录其要点，其讦直之语如：

　　兵弱财穷，节颓俗败，纪网紊乱，人情惰偷，上兴土木之工，下习宴游之乐，晏安欢娱，若贺太平。

　　上下内外，咸知天时人事，危乱将至，而畏惮忌讳，箝口结舌，坐视莫敢发。

　　事无大小，无一能举，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；无耻者嗜利而藉以营私，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；积火将然，而寝薪为乐。

　　顷奇灾异变，大告警厉，不闻有怵惕修省之事，而徒见万寿山、昆明湖土木不息，凌寒戒旦，驰驱乐游；电灯火轮，奇技淫巧，输入大内而已。天下将以为皇太后、皇上拂天变而不畏，蓄大乱而不知，忘祖宗艰大之托、国家神器之重矣。

　　这些话是连翁同龢一起骂在兴面，如果代递，首遭诘责者，便是代递之人，翁同龢岂能作茧自缚？至谓“时适冬至，翁与许应骙、李文田同侍祠天坛，许李交攻”云云，似亦无其事。是年冬至为十一月十九日，翁同龢日记：

　　冬至。丑初起，丑正登车，三刻抵坛，坐账房中二刻，走一刻，坐陛下。寅正二刻上至，行礼毕不及五刻，月明如画、四无纤云，和风习习，极好天气。退急行，至账房，高京兆来谈，入城天始明也。

　　所记行事时刻，至为详细，翁如与许应骙、李文田晤谈，比较可能的时间是，丑正三刻抵坛，坐账房中的那二刻；二刻即半小时，除非专谈一事，否则即不可能，因所谓“交攻”者，必轮番谈康有为的短处，时间上不许可；且“交攻”则必诟责，非和声细语，而南郊祭天为国家每年第一大典，庄严肃穆，亦非“交攻”之地。至于典礼完毕，除非如“高京兆”或因有事，或以“地主”致意，否则进城可谈，殊不必在天坛账房。

　　康有为年谱续记：

　　国子既不得达，盛祭酒持吾文见都御史祁文恪公世长，文恪公极称其忠义，许代上，约以十一月初八到都察院递之，御史屠梅君派人候焉。吾居朱市胡同南海馆，出口即菜市也；既衣冠将出，仆人谭柏来告，菜市口方杀人，车不能行，心为之动，私念吾上书而遇杀人，此大不吉，家有老母，岂可遂死？既而思吾既为救天下矣，生死有命，岂可中道畏缩？慷慨登车，从南绕道行，出及门，屠御史遣人来告云：祁公上车患鼻血，眩晕而归，须改期，遂还车。

　　此段接在“许李交攻，故翁益不敢上”之后；是则祁世长许其上书，应在冬至以后，冬至既为十一月十八日，而谱中言“约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递之”，时间不符，两者必有一伪。易言之，有十一月十八日天坛许李交攻，即不可能有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之约；如有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之约，即不可能有十一月十八日天坛许李交攻之事。考查实情，当以无天坛许李交攻之事为是。康有为善于作伪，晚年自编年谱，率意增入似有实无之事，而误记是年冬至在十一月初八之前，致有此漏洞。

　　再有一事，可以证明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进京时，翁同龢与其并无交往，且印象不佳。此事即康有为有一不朽之作，即论书法的《广艺舟双楫》。康谱续记：

　　至（十五年）正月，屠梅君以言事革职，永不叙用。归政大婚，典趟重迭，吉祥止止，非痛哭流涕之时……沈子培劝勿言国事，宜以金石陶遣，时徙居馆之汗漫舫，老树蔽天，日以读碑为事，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，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，略尽睹矣，拟 著一金石书，以人多为之者，乃续包慎伯为《广艺舟双楫》焉。

　　著《广艺舟双楫》，发意虽在十四年，而着手则在十五年，成于南海会馆“汗漫舫”，仅十七日即脱稿，但阅碑则颇费时，谱云“老树蔽天，日以读碑为事”，乃夏日光景。康有为 著此书，动机是否因潘祖荫、盛昱皆喜收藏碑帖，而翁同龢的书法，当代第一，思藉此作一敲门砖，固不可知，但康有为此书，后世的评价极高，如龚鹏程先生新作《试论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 》，一开头就说：

　　我国近代有关书法理论的著作，自以包世臣“艺舟双楫”为巨擘。包氏书撰刊于清道光末年，约四十年后，则有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出，掩胁千古，独标赤帜，在书法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。王壮为先生曾说他们这两部书，“对于清中叶以后，尤其是近代书法风气，影响之大，无与伦比；直至现在，凡对书法稍能观赏的人，偶有议论，必不能离开他们两家的说法。”这个论断，固然毫不夸张，可是，我们更以为：这两本书之重要，不只在书法界，它们在思想史上也有极特殊的意义和地位。

　　这样一部稿子，以翁同龢的风雅好古，怜才爱民，就常情而论，必无不知，必无不设法借来一读之理，但他的日记及同时人的记载，均无线索可寻。倘谓翁同龢晚年删改日记，有尽掩与康有为交游之迹，则康有为方引翁以自重，自编年谱中，缘无不记？不记则终无其事。

　　因此，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光绪十五年前以前并无关系；甚至翁对康的印象不佳，亦可由从无往还这一点上，推断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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