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奕劻其人

　　奕劻其人，据费行简《近代名人小传》记其出身云：

　　劻本罪宗永璇裔，少为四品闲散宗室，工书翰，习绘事，而贫甚，几不能自存，尝假旗人明昌所授徒。继承绵准嗣袭贝子。旧尝共孝钦外家居，辄代照祥为书达后；及垂帘，遂渐向用，而所执皆例差缺，若正红旗满州都统；管理神机、火器、鸟枪等营是也。穆宗大婚，充纳采正使；亲政，晋贝勒，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光绪御极，晋郡王衔；后晋郡王，领译署事。

　　译署即总署。光绪十年朝局大翻覆，恭王失势，慈禧以军机及总署，命礼王世铎、贝勒奕劻分掌。海军衙门成立，奉旨帮办海军事务。光绪十六年春，醇王病已甚重，庆王权力升高，故翁同龢不赞成借洋债，须与庆王商议。

　　借这笔洋债的用途，是为了建造关东路。当时因为俄国积极兴建西伯利亚铁路，日渐东侵；同时朝鲜的情势不稳，李鸿章与醇王、庆王、曾纪泽等商议，认为巩固边防，控制朝鲜，以建造关东铁路为当务之急，因而奏准停造芦汉路。关东路的路线经过两次勘查，决定由天津出山海关，取道锦州至奉天，另建支路通营口。经费先估二千万两，重估需三千万两，向奥国富商伦道呵洽借，李鸿章电令驻法参赞陈季同交涉，条件是：借银三千万两，分三年交清，年息四厘五，息银半年一付，佣金二厘五。俟借款收足后，再按年匀还本息，但每年以不超过二百万两为度。因为造铁路每年由户部筹二百万，是翁同龢作了承诺的。

　　这一交涉由于在借款条件以外，牵涉到购料及雇用洋人施工的问题，函电交驰，时经半年，磋商将近成功时，醇王病故，情势立即发生了变化。

　　本来兴建铁路之议，除了李鸿章以外，最热心的是醇王及曾纪泽。醇王是由于他的势力地位，曾纪泽则由于他的洋务权威，发言无人敢驳，那知先是四月间曾纪泽病故；继而醇王于十一月廿一，也就是公元一八九一年的元旦下世，于是建议缓借洋仪，仍以原有的铁路经费筑关东路，自光绪十七年起，年拨二百万，作为专款。据说缓借奥商洋债一事，另有内幕，当时俄国为了与中国竞争，一面自己加紧建造西伯利亚铁路；一面千方百计活动，想打消中国兴建关东路的计划。

　　醇王可说是賷恨以殁。他早年是守旧派，思想与倭仁差不多。但生性好武，即不能不承认坚甲利兵的事实，有几件事促使他的思想转变，第一是受左宗棠的影响。由于胡雪岩为左在上海采办军火，西征将士的武器是最犀利的；左宗棠以几次战役的实例，有力地证明了“卒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醇王曾请左宗棠至神机营看操，左宗棠外放时，亦以一批新式枪械赠送神机营为回报，从这些情形可以看出左宗棠所予醇王的影响。

　　第二是光绪十二年四月，醇王在李莲英随行、李鸿章引导之下巡海，视察旅顺、威海卫的港口炮台，及水陆操练，大开了眼界。醇王原有僧格林沁的那种自以为神武，不服外国军队的刚愎想法，此时已消失无遗。

　　第三是听曾纪泽、许景澄等人，谈西洋进步的情形，逐渐了解何以不如人的道理。他由早年反对建造铁路，一变而为最热中于造铁路，此固由于坐过天津至大沽口的火车，二百六十里，仅须三小时，能达到兵贵神速的要求，但亦因深信造铁路为富强之基，办成这件事，差可弥补“渤海换了昆明湖”之憾。他如果知道他一死，廷议立即决定缓借洋债，一定会深恨未能多活一两年，及身得见关东路开工。

　　醇王是死有余恨，但朝中士大夫过的却是歌舞升平的日子。这种日子在光绪十五、六年便已开始了。前引樊增祥致张之洞函中，有一段云：

　　都门近事，江河日下，枢府惟以观剧为乐，酒醴笙簧，月必数数相会。南城士大夫，借一题目，即音尊召客，自枢王以下，相率赴饮，长夜将半，则于筵次入朝。

　　翁同龢亦颇以为忧，其十八年正月十八日记云：

　　出城应张相国之招，在福寿堂观剧，日将落始归。近来士大夫专以此为乐，一出新戏，费五十金，可以知风尚矣。

　　话虽如此，翁同龢自己亦是非赴宴，即宴客，殆无虚日。如是年正月：

　　初五日：邀同乡亲友饮春酒，午正坐，申正散。

　　初八日：是日邀国学友人饮，午初三入座，申初散，甚欢。

　　初十日：邀（南斋）诸君饮，余作东。

　　十三日：午邀南皮相国诸公饮，待客齐，未初二刻，散时申初，甚乐。

　　旬日之内凡四宴客，宾朋之盛，可以想见。这年翁家大门的春联是：“盍簪喧枥马、束带听鸣鸡”，集杜诗而成，“尽簪”者“群朋合聚而疾来”；下联则自表正色立朝。这联春联典雅堂皇，传诵一时，表现了状元才情的另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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