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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一怨家张广雅

　　张之洞托名“弟子”，实为自撰的“抱冰堂弟子记”云：

　　己丑、庚寅间，大枢某、司农某，立意为难，事事诘责，不问事理。醇贤亲王大为不平，于议覆所奏各事，皆请特旨施行，且极口称赞，有粤省报销不为多，一也；于沙路河道，立阻敌船铁桩，二也；修琼廉炮台，三也；修镇南关炮台，四也；购枪炮厂机器，五也；购织布机器，六也；清查沙田，给照缴费，七也；并作手书与枢庭诸公曰：“幸勿藉枢庭势，恐喝张某。”又与大司农言曰：“如张某在粤有亏空，可设法为之弥补，不必驳斥。”

　　“大枢”谓孙毓汶，“司农”自是翁同龢。稽诸当时文献，实不得谓之“事事诘责，不问事理”，如十五年十月十七日上谕：

　　张之洞奏，建筑琼廉海口炮台，以固防局一折，览奏均悉。各省筑台购炮等事，均应先期咨商海军衙门，议定有案，方准兴修，前经该衙门奏准，通饬遵照。琼廉防务，张之洞前于巡视海口折内，奏明兴办，惟系统陈大概情形，并未将筑台若干，购炮若干，先行咨商海军衙门，筹定请旨。现在阅时既久，始将购炮筑台各节，一一陈奏，均系动用巨款，率行定议，殊属不合。张之洞着传旨申饬。所奏琼廉等处现办各事宜，均着该衙门议奏。

　　观此则是否应受申饬，不言自知。张之洞之擅专，有时过于左宗棠。如为恭王、宝鋆等当政恐不止于申饬。

　　至谓翁同龢立意与之为难，则由于军需报销一事，亦在十五年十月，张之洞将交卸赴新任时。是月二十三日上谕：

　　前据张之洞奏，广东军需善后报销，请免造细册，当谕令该部议奏。兹据户部遵旨覆奏：向来核查报销，均须造具细册，方能按照旧章，详细勾稽，分别准驳，若仅开单具报，无从核算。前经该部奏明，光绪九年以后军需等款，概令造册报销，不准再有开单奏报，各省均经遵照办理。

　　乃张之洞辄将九年以后军需善后各款，率请开单具报，不特与户部奏案，各省办法不齐；且事止一省，时仅数年，按籍可稽，何难详细造报？国家度支所入，丝毫皆关帑项，岂容祇图简报，不顾定章，任意陈请？至所称册籍如山，徒使堂司各官，不能阅算，祇供书吏刁难之具，尤不成话。该部书吏果有藉端需索情事，张之洞即应指出其人，以便严行究办，何得藉案牍繁多，冀免造册，殊属非是。所有九年至十四年收支各案，仍着督饬局员，迅速造具细册，报部核销，毋得稍有含混。所请开单奏报之处，着不准行。

　　军需报销，一向为朝廷所重规，因当用兵之际，需款火急，无从查询其详细用途，每就近省可以动用款项，先行指拨，且常为巨数。事定以后，理当造册报销，分为“旧管”、“新收”、“开除”、“实存”四款，细为开列，称之为“四柱清册”。如果实报实销，照帐开列，本为困难；但必有许多无法开列的支出，便须改变名目，巧为弥缝，于是户部及兵部书办，得以从中需索，称为“部费”。

　　军需报销，不论专阃之将身分如何尊贵，帝眷如何优隆，皆不可免。清人笔记中记福康安轶事云：

　　福郡王征西藏归，户部书吏索其军需报销部费，乃上刺求见，贺喜求赏。福大怒，厉声询之。对曰：“索其非所敢，但用款多至数千万，册籍太多，必多添书手，日夜迅办，数月之间，全行具奏，上方赏功成，必一喜而定。若无巨资，就本有之人，陆续分案题达，非三数年不能了事，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，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，上意倦厌，必于诘责，物议因而乘之，必兴大狱，此乃为中堂计，非为胥吏计也。”福闻之大为激赏，遽饬粮台，以二百万与之，盖道光以前，军需报销，部费皆加二成，不似今日之数厘也。

　　福康安为高宗私生子，身被异数十三，而军办报销，不闻开单可以了事。左宗棠西征成功，勋业彪炳，而自同治五年由闽入关至光绪三年十二月底，回疆肃清为止，军需亦分三案报销，唯一的例外是曾国藩。

　　当洪杨平后，部吏欣欣然色喜，醵资两万，雇聘书手，购备文具，打算为湘军办军需报销，而有所勒索。后由倭仁上折，请免办报销，恭王支持，竟得邀准，此因弭平大患，饷皆就地自筹，而非出自国库，收入既无案可稽，支出又何从查考？报销为一毫无意义之事，徒为胥吏制造发财机会而已。

　　张之洞奏请开单报销，即由于有曾国藩的前例可援，但诚如上谕所言，“事止一省，时仅数年，按籍可稽，何难详细造报？”谓翁同龢立意与之为难，自是有成见的苛论。

　　至于李鸿章，一向轻视张之洞，但光绪十五年以后，由于彼此都对翁同龢不满，及张佩纶从中拉拢之故，竟结成联合阵线。张之洞到湖北后，深恐孤立无援，刻意结纳李鸿章，书函中推挹备至，解释初无反对设津通铁路之意；又欲延揽张佩纶至湖北主持“三厂”，以其门生樊增祥返京之便，特嘱往访张佩纶劝驾。樊增祥函复张之洞，记与张佩纶在天津倾谈两日之情况云：

　　三厂交伊接替，则自云无出山理。且云：“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，今在避亲之列，则合肥之路断矣。”又云，在甥馆本不与公事，惟函丈三厂事，若有稍近琐屑，不欲径达合肥者，可电致渠处，渠当代达云云。又云，合肥此次得书甚喜，渠在旁云：“事事皆可助，惟钱不能助。”合肥云：“钱亦能助，如部拨山东修河之六十万金，若推延不解，我亦可代催。又如钢轨既出，我少买洋轨，多以轨价付鄂，俾资周转，是亦相助之道也。”受业窥此两人，均已为函丈所用，丰润尤有结托之意，但使时时假以书问，必效臂指无疑。渠又云，密电可不用，缘电报房密迩合肥，若渠致鄂电，密不能翻，必使合肥生疑。此亦实情。

　　谓张佩纶“尤有结托之意”，则以张佩纶在岳家不甚得意，樊增祥函中又云：

　　幼樵识见之明决，议论之透快，其可爱如故。吾师何妨招其游鄂，纵不能久留，暂住亦复甚佳。渠在津窘迫已极，郎舅又不对，绝可怜也。

　　“郎舅又不对”下，原注：“小合肥欲手刃之。”指李鸿章长子李经方。经方为李鸿章的嗣子，但颇揽权。翁同龢不满李鸿章，半亦由李经方而起。翁同龢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三日记：

　　李伯行经方来谈洋债事，盖三千万元之议创于彼也。

　　次日又记：

　　晨入晤福相，同寻庆邸，恳其力持大体，不借洋债为妙，即不能止，少借甚妙，语甚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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