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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翁矛盾

　　大概在七月初，即已决定要造芦汉铁路，办法是“两头并举”，一头汉口至信阳州，计长六百八十里；一头是芦沟桥至正定，计长六百里，其余次第接办，最后造黄河铁桥接轨。直隶这一头有李鸿章主持，湖北这一头则鄂督裕禄，显难胜任，自以调张之洞来筹划为宜。

　　这一来造成了李瀚章的机会，裕禄调为盛京将军；张之洞由两广移湖广；李瀚章则以漕督调粤督。此为利用之一，发生于翁同龢请假南归，摒挡行装之时。

　　翁同龢这种问心无愧态度，即因有其至亲汤伯述一函，尽知“荒谬”之故。不过手腕还是李鸿章厉害，十五年正月十五，以海军衙门主稿，与军机处会奏，申复停办铁路一案，请交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，各抒所见，台湾巡抚刘铭传，署理江苏巡抚黄彭年，大致支持津通路，而两广总督张之洞主缓办津通，改为自芦沟桥起，经河南达于汉口。李鸿章始而不悦，从而赞成，是因为张之洞的主张，大可利用之故。

　　二十一日：李相来送并赠行，不能却。辰初登岸至吴楚公所，李相率司道各官毕集。出至厅事，李相等跪安，敬答曰：“回京代奏。”（立在下首）

　　赠行之数必不少。丁宝桢每回进京述职，李鸿章都为他准备一万现银，以备打点，则为翁同龢“赠行”，纵无一万，亦当有五千。所谓“不能却”，则以津通铁路的抵牾，倘坚辞不受，彷佛仍将与之为难。但此行大有所获，则毕竟是事实。

　　另一方的事实是，李鸿章修津通铁路的一笔烂账，已经解决。翁同龢以户部尚书的立场，复有“管部大学士”阎敬铭的督促，反对津通修路，持之有故。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记：

　　得汤伯述函，备言办铁路者之荒谬借洋债。

　　又十五年正月初六日记：

　　得伯述函，合肥以铁路事颇讪诮，余置之不足道矣。

　　利用之二是津通路所借洋债，有了清偿的机会；八月初六日海军衙门奏复修造芦汉路一案，首先表明“不敢固执成见，津通铁路应即暂行缓办”，但必须先有善后之策；易言之，欲办芦汉路，以了结津通路的债务为前提，而“事非办理不善，亦无可着落追赔”，势非动用官款不可。

　　津通路只修成天津经塘沽、芦台以至阎庄一段，但所借洋款已一百二十余万两，以五厘行息。此款筹还的办法是，招商局有各省官款五十七万，请尽数提用，李鸿章称为“以公济公”。不敷之数，延长海防捐一年，由各省藩司将报捐款项，直接解交海军衙门，并咨吏部户部备案。

　　至于芦汉路，长三千余里。据李鸿章的估计，所需费用如下：

　　一、双轨占地宽七尺，每一里路占地六十亩，每亩地价约二十三、四两。总计约需四百二十余万两。

　　二、造价每里合银七千三百十二两，三千里计需费约两千两百万两。

　　三、沿路路越直隶、河南、湖北三省河流二十六条，宽或十余里，狭或两三里，其余小河支港尚不在内，造桥经费每座自十余万至五、六万不等，估计最少需银三千万。

　　以上总数五千六百余万两。筹款之法，以“商股”、“官帑”、“洋债”三者并行。但实际上李鸿章初步所着眼的，只是官帑。

　　故在结论中说：

　　总之，铁路为今日利国利民之大端，经臣衙门与各疆臣反复推求，实已无义不搜，无微不至，今缓议津通而先办汉口、芦沟，两头并举，四达不悖，以为经营全局之计，循序渐进之基，庶几有益于国，无损于民，事出万全，决可毅然兴办。倘蒙圣心审定，应请简派公正廉明、熟悉洋务之重臣，召集公司，严定章程，妥为经画。汉口距信阳州六百八十里，芦沟距正定六百里，无论或借或拨，应先集款一千万两，俾令勘路定料，庶免停工待款。

　　奏上，旨派李鸿章、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妥筹开办。并派直隶按察使周馥，河道潘峻德，随同办理。

　　廷臣中自亦有不以造芦汉路为然者，通政使黄体芳上疏，谓造铁路不可借洋债以自累；御史中亦有言黄河铁桥难成者。而醇王持之甚坚；因为造芦汉路虽似不急之务，但海军购舰，颐和园待修工程，非有巨款接济不可，先筹一千万两，便可暂时挪用，以济眉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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