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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李荣枯

　　翁同龢之得赏花翎，为一种慈禧太后视之为“自己人”的表示，较寻常宠遇，有更深的涵义，令人刮目相看。其正月廿九日记贺礼云：

　　曾劼刚送皮冠一、假珊顶一、玉翎管一、翎一；醇王送玉翎管一、翎一；庆王送翎一；伯王送如意，英祥送翎一、玉管一；福中堂翎一、玉管一；麟芝庵如意；马德春亦送翎一、翠管一，还之。

　　在取予之间，翁同龢很有分寸，醇王所送，有长者赐之意在内，当然接受；庆王所送之礼并不重，无不收之理；但伯王及麟书送如意，在旗人为晚辈向尊长贺喜的表示，故非璧谢不可，此外则看交情，曾国藩长子纪泽，与翁同龢相当投机，故所送四色全收，而实亦有为君择贤的笼络之意，曾纪泽如非翌年四月不永年，则在翁同龢的支持之下，必将在总署“当家”。福锟虽为熟人，交情并不深，故仅受花翎而辞玉翎管。马德春花翎以外又送翡翠翎管，礼物最重，而翁同龢“还之”，因为此人开木厂；当时的木厂，专门承包起宫殿、修陵寝等等“大工”，马德春是个富商。

　　相形之下，翁同龢的得意，更显得李鸿藻的落寞。他的本职是礼部尚书，因郑州河工日久无功，得了革留的处分。郑工合龙，回京供职，处分并未撤消，不意因司员缮具大婚前期告宗庙的日期，发生错误，交部严议，虽革留不能再革留，但亦难望获得其他恩遇，在大婚亲政的恩典中仅仅开复处分而已。

　　至于屠仁守，则一念轻率，竟获严谴，慈藤在懿旨中大唱高调，说“垂帘听政，本属万不得已之举，深宫远鉴前代流弊，特饬及时归政，上符列圣成宪，下杜来世口实，主持坚定，用意甚深。况早经降旨宣示中外，天下臣民翕然共遵，今若于举行伊始，又降懿旨，饬令仍书圣鉴，披览章奏，是出令未几，旋即反复，使天下后世，视予为何如人耶？”

　　由于慈禧太后自己都认为女主听政，不足为训，易滋流弊，而屠仁守居然仍旧主张请“明降懿旨”，外省密折、廷臣封奏，由太后处分，因此处分甚重，而且咎由自取的情势，非常明白，所以亦无人敢上奏申救，以致落得个“革职永不叙用”的结果。由李鸿藻设法，为他在山西谋得一个书院的讲席，直至庚子之乱，始复起用为五品京堂，未几下世。

　　当时党争的形势是，北派一蹶难振而仍谋复振，南派方兴将艾而毕竟未艾。此因翁同龢服膺君子群而不党之说，同时自明末清初以来，南派的“党性”，一向弱于北派之故。因此，北派遂有可乘之机。

　　机会是翁同龢忽然勤了乡思，也是衣锦荣归一念之作祟，思以今日之得意，谒告于祖茔，因于七月十五日具折请假两月，李鸿藻日记：“闻叔平请假两月，折留中未下。”旁人以为能邀准与否，尚不可知，但翁同龢却颇有把握，折上之日，即派人至通州部署南归，七月十六日记：

　　上到书斋即谕臣准二月假，并令驰驿回京，再三云：此是懿旨。臣即敬对，明日具折陈谢，请先退，上意黯然，臣于此时方寸激昂如波涛也，退拟折稿，检行李；送行者皆未见，有送食物者皆受之。

　　日记中并附录上论云：“翁同龢恳恩赏假回籍修墓一折，翁同龢着赏假两个月回籍修墓，该尚书日侍讲帷，深资启沃，一俟修墓事竣，着加恩赏给驰驿回京。”

　　七月十八日至九月二十四日记，翁同龢特加标题为“南归记”。其中最得意者，为记李鸿章的态度，如：

　　七月十八日：李相遗轮船候此久，遂用以带余两萧，快如一马。

　　七月十九日：午初抵吴楚公所马头，少待登岸至公所，李相及松漕台、运司、津道、关道等请圣安；东向立答之，退而茶，坐即行，拜李相，晤张幼樵、刘永诗、于晦若、汤伯述，皆幕府客也。申初诣相国邀饮，幕客三人及东床陪坐，抵暮散。

　　“请圣安”为接待钦差的礼节。陪饮者除“东床”为张佩纶以外，“三幕客”于晦若式枚为翁于光绪六年主会试所得士；刘永诗名传祁，原为翁家西席；汤伯述名纪尚，浙江舟山人，协办大学士汤金钊之孙，通政副使汤修之子，亦即翁同龢的内弟，原由翁同龢推荐于李鸿章，谋一招商局差使，而李鸿章延之入幕，北洋幕客甚多，特选此三人，并命东床作陪，足见李鸿章刻意笼络。

　　二十日：松漕督、额运司、胡津道、刘关道先后来，李相国来，皆晤谈。刘借一船会客；李相以快马小轮船来，极精致。

　　二十一日：出大沽，五处炮台排队升旗鸣炮，落日红霞，微风蹙浪。

　　此亦是恭送钦差的礼节。翁同龢但有踌躇满志之情，不觉逾分非礼；“落日红霞”的闲笔，宛然曹孟德横槊赋诗的心境。这些地方最足以显示翁同龢书生的性格。

　　二十二日：午正泊燕（烟）台，东海关道盛荇（杏）生来见长谈，送席受之，却其它物。

　　二十四日：卯正入吴淞口……招商局道员马建忠、沈能虎；厘金总办道员吴承璐；上海县裴大中先后来见。拜客、晤龚观察照瑷、裴大令，余皆未见。

　　回舟，邵小村中丞候请圣安，告以途次无此礼，可不必，伊坚请，乃登岸就金利源栈房行之。

　　龚照瑷为北洋嫡系的官僚，得任上海道为李鸿章以北洋财力支持的结果。其时李莲英开始用事，卖官鬻爵，皆有行情；上海道一缺非银十万不能得。邵友濂（小村）甫于六月间由上海道调升湖南巡抚，已交卸尚未赴任。

　　翁同龢这一次南归，名为修墓，实为扫墓，大会亲族，漫游苏沪，于九月十七日由上海循海道北行，第三日抵津，其记事云：

　　二十日：巳初二刻至白塘口泊，快马小轮昨已在此等候。未初二刻始抵紫竹林，李相及司道各官久候于招商局，登岸晤谈。晚至李相处饮，同座者于晦若、刘永诗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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