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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防经费的用途(1)

　　修颐和园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并无统计，户部会计科目中并无“园工”一目，所有支出，大部分隐藏于海防经费及内务府请拨款项中。当甲申朝局大翻覆，醇王用事后，十一年九月诏设海军衙门，“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，此外分年次第兴办”，特派醇王“总理海军事务，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”，此外设会办、帮办各二员，会办为庆王奕劻及李鸿章；帮办则是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及兵部右侍郎曾纪泽，北洋成军则由李鸿章专司其事；善庆为神机营出身，为醇王的帮手；曾纪泽出使英法，畀予帮办名义，等于海军衙门派驻国外的代表。

　　中国海军的滥觞，始于同治五年左宗棠奏设船政局，以沈葆桢为船政大臣，在福州马尾设厂造船；次年李鸿章亦在上海高昌庙设立江南制造局，于同治七年造成第一号轮船，命名“恬吉”；八年福州船政局所造之船亦可下水，命名“万年青”，较“恬吉”为大。此外，由两广总督瑞麟向英国订购兵船六艘为始，海军船只的扩充，一直采取自造、外购并重的政策。

　　到得光绪十年马江之役，证明自造舰船，实不及外购者精良，因而政策有显然的改变；同时“洋员”的比重亦显著增加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新式的制度及训练方式，海防经费支出甚巨，于是在海防捐以外，复开海防新捐。

　　清朝捐官的名目甚多。最初以军需、河工支出浩繁，不得已开办捐例，以济急用；到后来成了各省弥补不足的常例。但捐了官虽有“部照”，而要补缺，又是另一回事，仅有空衔，而无实惠，报捐者自是踌躇不前，为了“招揽生意”，便不得不另开新例，而以补缺机会较佳为号召，这样便又创设了“加捐花样”的制度，即是先捐资格，后捐补缺优先，最硬的是“十成实银”班，即不打折扣，亦不以饷票等等抵充，十足缴纳现银，名谓“新班遇缺先”，亦称之为“大八捐花样”。及至“海防新例”一出，将其余的班次都压了下去，成为终南快捷方式。海防经费亦因而大见充裕。

　　海防经费如何得以移用为修颐和园的工费？有个内务府想出来的绝妙的移花接木之法，即是在昆明湖设立北京水师学堂；同时设立者有广东黄埔的水师学堂。其事在光绪十三年，由此可知当十四年二月，下诏修颐和园以为太后颐养之所之前，此事早已在开始进行了。

　　当然，昆明湖设水师学堂，总也要有一点因缘附会的凭借。稽诸史籍，万寿山本名瓮山，昆明湖本名大泊湖，又名西湖，在辽金时，此地即为离宫之一，名为好山园，其东有耶律楚材墓。园毁于何时，已无可考。

　　乾隆十五年，以次年为太后六旬万寿，高宗命于山半建“大报恩延寿寺”，又疏浚大泊湖，深广两倍于旧，因于湖之北滨，建石栏，设战船，仿福建广东巡洋制度，由福建调水师营官，教练香山健锐营兵弁水操，每逢三伏天在湖内操演。此湖亦即取汉武帝伐昆明意，易名昆明湖。及至南巡归来命工部侍郎三和仿江南名胜修园，题名清漪。三和自乾隆十八年当工部侍郎，至三十八年殁于任上，一官亘二十年之久，专为高宗起造园林。有此一段渊源，所以在决定修园以前，先设水师学堂，借此名目，修园的工料均由海防经费中开支。且为遮人耳目计，德宗曾几次奉慈禧太后观操；至光绪十六年园成，水操亦即停止。

　　清漪园废址，范围甚广，当年后山另附一园名惠山，即有八景之多；故自乾隆十六年浚治西湖开始，直至四十年方始落成，五十七年复又重修，倘按昔时规模施工，将成为一个销金的无底洞，“海防新例”年复一年，永无休止之时。为此，阎敬铭想尽办法反对，而不能收如同治年间谏停园工的效果者，由于昔有诸王支持言路；此刻清流既尽，言官如李慈铭所形容的“仗马”，以不鸣为贵，复有醇王一手主持于下，以致于阎敬铭孤掌难鸣，唯有求去以为无言的抗议。

　　十四年年底，有了一个谏阻的机会，大内不戒于火，火起于太和门西旁的贞庆门，其时为十二月十五半夜，西风甚烈，因向东延烧至昭德门，至十六日午后始熄，翁同龢谓之为“奇灾”。于是御史屠守仁、洪良品、吴兆泰等皆有封奏言修省。翁同龢十二月二十日记：

　　访爕臣，本拟因火灾上言，请停工作，惜经费、开言路、杜幸门，今日闻已有懿旨，万寿山颐和园工程，除正路及佛殿外，其余一切皆停罢，则此折为赘疣矣。

　　爕臣谓孙家鼐，安徽寿州人，咸丰九年状元；光绪四年以侍讲学士入直毓庆宫，时官兵部右侍郎。他与翁同龢的关系，犹如翁与李鸿藻的关系。

　　这是自我譬解，亦是自欺之词，他的内心实在也很痛苦，且听他此事之前之后的心声。十二月十八日，太和门被灾后两天记：

　　谒丹初（阎敬铭）相国，此老独居深念，谈时事涕泗横流，毕竟君子，毕竟读书人，吾滋愧矣。

　　每年除夕，翁同龢例有回顾一年，总结的感想。这年十二月廿九日除夕记：

　　今年五月地震，七月西山发蛟，十二月太和门火，皆天象示儆。虽郑工合龙为可喜事，然亦不足称述矣！况火轮驰骜于昆湖，电灯照耀于禁林，而津通开路之议，廷论哗然，朱邸之意渐回，北洋之议未改。历观时局，忧心忡忡，忝为大臣，能无愧恨？

　　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一，郑州黄河决口，朝命特派礼部尚书李鸿藻督办河工，需费浩繁；加以皇帝大婚，初步预算为四百万；而颐和园工程又踵事增华，无怪阎敬铭涕泗横流。

　　郑州河决，漫口宽至五百五十余丈，为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以来最大的一次河患。李鸿藻经营经年，费银至九百万两之巨，终以款料不继，愤而请停办。严旨切责，终于在十二月十九日合龙。

　　天津至通州开办铁路，由李鸿章倡议，为醇王所支持。反对者以翁同龢为首，理由是资敌、扰民、失业，而真正的原因是，库款调度，已感竭蹶，不能再事兴作。后以醇王表示可缓，议格不行，所谓“朱邸之意淅回，北洋之议未改”，即指此而言。翁同龢与李鸿章在重大政策上的分歧，以此事为始。

　　至于颐和园工程，实际上不但未停止，且亦未缩小范围。如东华录所载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六上谕，御史吴兆泰奏请停止颐和园工程一折，末段云：

　　该御史备员台谏，乃辄以工作未停，有累圣德，并以畿辅被灾，河决未塞等词，摭拾渎陈，是于朕孝养之心，全未体会，实属冒昧已极。吴兆泰着交部严加议处。

　　“工作未停”一语，已说得非常明白。而吴兆泰“交部严加议处”，则慈禧已有恼羞成怒的模样。不过严议也只是一句话，以后不了了之，尤足以看出，德宗与翁同龢都是同情吴兆泰的，“交部严加议处”不过敷衍慈禧太后的面子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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