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闾面

　　原来文廷式曾为礼部侍郎长叙家的西席；珍妃未选入宫前，曾从文廷式读书。珍妃入宫有宠，言于德宗，转谕翁同龢，必使文廷式居鼎甲。而翁同龢自知其短，更深知他的“门生天子”之短在德有余，力不足，须得一英伟挺拔、特立独行而忠爱之士，为之振作 乾纲，而文廷式恰是其人，因而不论从那个观点看，翁同龢都须出死力助文廷式出人头地。

　　贡士覆试，文廷式取为一等第一名，此是翁同龢所设计的先声夺人法。覆试的贡士，即为殿试的贡士，是则覆试既为第一，殿试当然可以抡元，先已在朝士之间，制造了一个新科状元可能是文廷式，即不然亦当居鼎甲的印象。至于正途出身的一二品大员，如奉派为读卷官，谁不愿收一个门生是状元？因此遇到文廷式的卷子，自然就会加圈；而翁同龢不必从中操纵，自然而然地会促使文廷式成为得“八圈”的状元。

　　那知如意算盘打得虽好，文廷式自己出了一个不在估计之中的错误，在策论中将“闾阎”写成“闾面”。科场条例对于程序及功令，看得很重。照文廷式的情形来说，即不列为四等，亦必入三等，不独鼎甲无望，连被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，亦不可能。

　　错误的由来是，文廷式先将“闾阎”误成“闾闾”，殿试卷子称为“大卷子”用白宣纸七层裱成，以便挖补，但颇费事，且须相当的技术，文廷式为求省事，将第二个“闾”字的上半部，稍稍刮薄，增添笔画，成了个“面”字。翁同龢既要回护文廷式，就不得不为之强辩，硬说“闾面”有典，但不记其出处，只记得是与“檐牙”作对。其时的读卷官为协助大学士户部尚书宗室福锟、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、吏部尚书麟书、户部尚书翁同龢、理藩院尚书嵩申、礼部左侍郎徐郙、右侍郎廖寿恒、工部侍郎汪鸣銮。福锟、徐桐等人素来交好，而且腹笥甚俭，不便驳，亦不能驳翁同龢的说法；徐、廖、汪三人，后辈南士，素为翁同龢的羽翼，当然更无话说。翁同龢四月廿六日记云：

　　卯初上殿，次第转四桌毕，诸公亦各转桌毕，时午初矣。倦卧半刻，未饭。午正集殿上议前十本，各持一、二本交徐相国品定，余卷居第一。余等复加评次，颇有所易，遂定，顷刻间升沉增异，岂非命耶？

　　这段记载，翁同龢晚年有所删改，但文字隐晦，却仍保留着真相，可为传述的是：

　　一、徐桐以假道学起家，并无实学，颇得翁同龢的照应，始能维持其翰林前辈的架子。其长子承煜字枬士，更常由翁同龢派为修陵工等优差。徐氏父子皆极势利，而翁同龢自德宗亲政后，真有片言可以回天之力，而况文廷式为德宗亲托关节，故翁同龢必早与徐桐言明，取得充分合作。所谓“各持一、二本交徐相国品定”，此非故事，而其中自有许多文章。又所谓“徐相竟无前十本之本”，率直言之，实为徐桐出卖门生，因向例读卷官居首者，倘其所阅佳卷，与他卷条件相同者，例可抡元。至于前十本由读卷八大臣平均分配，更为天经地义之事；徐桐所取卷竟在前十本中亦不争一席之地，显而易见地，是拿他应得的一个名次，助翁同龢完成了“交易”，亦即以此名次，补偿受屈之读卷官。而翁同龢赞之为“可谓公道，一破俗例”。

　　二、文廷式之卷，本已定为第一，乃因“闾面”之故，翁同龢不得不定之为第二，因状元与榜眼一名之差，关系甚大，如元卷而有不典之“闾面”，天下不服，势将引起绝大风波。“顷刻间升沉增异，岂非命耶”！惋惜文廷式一字自误，溢于言表。

　　三、“晚邀诸公饭”，“灯下写扇七柄”，自是分送七同事，凡此皆为翁同龢之还人情。

　　四、复命时，翁同龢奏言：“吴鲁本好，第四一卷写不佳而策翔实。”上一句表示真才难屈；下一句则为萧大猷进言，因为第四本应在鼎甲之内，由于挤入一文廷式而降为二甲。

　　翁同龢为文廷式绸缪甚至，不意传胪次日发生一极不愉快之事。翁同龢四月廿六日记：

　　已初诣礼部恩荣宴，朝衣敬竣。直至午初二刻，福相始来，可入宴矣，而鼎甲不愿行叩拜礼，文廷式力言古者拜非稽首，引说文字义与礼部司员辩。两协揆皆怒，往后久之。迨余等出，鼎甲三揖，余答一揖，观者愕然，退易衣归。徐相欲传三人至翰林院申斥之，其实何足道？

　　礼部制定的礼仪，有“策士仪”乃行于殿廷者，鼎甲见读卷官，准用“国学生见国子师仪”，而赴“恩荣宴”亦可谓之“燕见”，有“揖”有“拜”，若拜非稽首，则何所区别？文廷式显然是不愿行此大礼，而故意找借口，在他的用意，可能是要表明不领成全“闾面”的情。名士往往有此不情之举，何况又有“拗相公”之“拗”的传统。

　　文廷式此一惊世骇俗的举动，实在是不智的，因为“闾面”的内幕，反因此而喧腾人口。翁同龢五月初八日记：“外间以文廷式得鼎甲，颇有物论。”至七月间，终于有江南道御史刘纶襄提出弹劾。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六上谕：

　　御史刘纶襄奏，“殿廷考试请严除积弊”一折，廷试为抡才大典，阅卷大臣宜如何秉公校阅，期于无滥无遗，若如所奏，近来殿廷考试，流弊渐多，颇滋物议，亟应严行整顿，嗣后派出之阅卷大臣等，务当悉心详阅，遇有诗赋失音、出韵及引用舛错、点画遗落者，一律签出，不准拟取前列。其分阅未入己手之卷，并不准检寻移置，致滋弊端。如有校阅草率，应签不签者，经朕看出，定当予以惩处。

　　至呈递诗片，与科场暗通关节者无异，倘有此等情弊，一经发觉，定行分别严惩。读卷阅卷大臣，均系朝廷特简，谅不敢有心欺罔，该御史所请钦派王公监试之处，着毋庸议。

　　其所称本科殿试一甲二名进士文廷式策内“闾面”，读卷大臣并未签出，着派昆冈调取原卷查明，据实覆奏。

　　原折并未发抄，但仅据上谕内所引用者而论，已可推想原奏所陈弊端，皆信而有征。所谓“钦派王公监试”之“监试”，内中大有文章。殿试本有钦派王公监试搜检的制度，何待刘纶襄奏请？原奏之所谓“监试”，实为“监”督读卷大臣阅看“试”卷，以防止“分阅未入己手之卷”，“检寻移置”。至所谓“呈递诗片，与科场暗通关节无异”，则以殿试糊名而不誊录，预先向可能派充读卷的大臣“呈递诗片”，实为呈递“字样”，以便识字迹而知其人，此所以翁同龢主持会试时，大索张謇之卷却仍误中刘可毅，而殿试读卷时，张卷一检即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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