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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拾清流的一条毒计(2)

“乞病”云云，系张佩纶与李鸿藻之所计议，犹是表面文章，张与李鸿章的密约李鸿藻未必深知。清流主将被祸，早有征兆。宝廷前两年典试福建，归途于富春江上纳江山船女为妾，到京复命后，即具奏自劾，得以解任，此即见机之举。张佩纶为盛昱所劾，不获咎歉，反蒙恩命，当时有两个处置办法，一为效宝廷之自劾；一为先遵朝旨，到福建有所表现后，急流勇退。当时系采取后一办法，不意时局中变，难遂初志，故有“深悔”之语。其实此亦表面文章；下两段不啻自承其此行之两大打算： 　　“法初以埃及之事诱我言和，以折英焰；今复挑衅责言，意在多获利益。但合肥必大为言路攻诋，恪靖从而和之，必受奇窘。然朝局纷纷，至枢译二十人，发言盈庭，政出多门，殆不可战，战则必败也。以此深忧过计，恐酿成大患，又不仅一人之出处进退矣。闽海殆不能战，厦门尤不能守；然闽止一隅耳，胜负得失，犹第二义也。” 　　此言法亦愿和，目前姿态，不过“意在多获利益”，正须以交涉手段使不致大损利益。“枢译”系并军机、总署而言，和战大计有资格发言者，计二十人之多，政出多门，决不能战；和则左宗棠必附和言路，对李鸿章大加攻击。此即所谓“战难，和亦不易”。末段更为明显，为免酿成大患，甘作牺牲，不计一人之出处进退；至于为保全大局，不计福建一隅之地得失之论，则弃守亦为早定之策，故“先让法为救急之计”之电一到，张佩纶即照策而行，毫无瞻顾。 　　“鄙人请抽练局船，寄谕以海防尚未解严，属商之各督抚。不知局船散在各省，嗜好赌博，百弊丛生，各省用以应差转运，养而不教；商之疆吏，则船主必求缓颊，不愿来闽。此事鄙人尚任劳怨之举，而枢府代为解环，思之转喜。然分防之十四艘，沿途已阅其七，浙船两艘，不日即来，惟金陵五艘，委之伯潜 （陈宝琛），正无事过于沾滞矣。” 　　至福建整顿船政局所辖的兵轮，始是张佩纶到福建的主要工作。其时有十四艘“局船”分驻各省，张佩纶建议调回福建整训，而军机处并不支持；张佩纶不敢表示不满，而以“思之转喜”为反讽。最后言两江五艘归陈宝琛指挥，“无事过于沾滞”，意谓明知法舰不会攻长江，徒以备战之名，留此五船不遣，不切实际。 　　七月初三马尾之役，法国海军击沉扬威等七舰，轰毁船厂，参将高腾云等战殁，张佩纶败得很狼狈。时人述此役大概，谓“张星使登高而望，见各船之均投灰烬也，跣而走鼓山后，忙忙如丧家犬，言之一何可哂！”福建京官潘炳年等联名严劾张佩纶，谓部将“缉引港奸民请办，竟置不理”；“迨各将请战，又以朝旨禁先发为谕”；“身为将帅，并未尝登轮船，聚十一艘于马江，环以自卫，各轮船管驾，迭陈连鉴之北，斥之，入白开战之信，又斥之”，凡此皆足证张佩纶是非常忠实地在执行李鸿章的指示，“让法为救急计”。 　　潘炳年原疏中，一段最可注意： 　　证以外间风闻，张佩纶特与其党援之人，私函电致，“闽船可烬，闽厂可毁，丰润学士必不可犯”之语。 　　此“党援之人”即谓李鸿章。但张佩纶狼狈遁走后，潘炳年等谓其“败匿山间，以请旨逮罪为词，实则置身事外”，则非事实，张佩纶如为无担当之人，不足邀李鸿章的赏识。事实上马尾败后的善后事宜，系由张佩纶所主持。是月底张佩纶致李鸿藻函云： 　　“鄙屡承电旨，度不能遽逮。左、杨未必速来（无炮，来亦无用）；何、张均有去志（不去亦无用，何筱宋被民间将督署大门撤去）。念守厂不如守门，门户不完，法如再入，厂亦难守。故十六往勘一次，廿五又往勘一次，拟在金牌山穴地为台，用牛皮湿被堆栈，安炮四尊，约须半月可成，派游击张成守之，再于距厂十余里之员山 （有戚少保旧台）置炮，夹河而守，下布水雷，作第二重门户。布置止能如此，苦于将佐乏人，炮械俱劣，恐仍劳而无功。在闽一日，则尽一日之心而已。” 　　其时朝旨已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，督办福建军务：左系大将杨昌浚为闽督，左、扬非实时可至，而闽督何璟、闽抚张廷栋，亟亟求去；主持防务之重责，落在张佩纶头上，以曾受巨创之人，居然能从容部署，不可谓之为缺乏责任心，但由此亦可反证，在此期间，置防务于不问，非不能也，乃不为也。“不为”即为执行李鸿章的指示。 　　张佩纶复为死事诸将叙功，奏折中有一段云： 　　“李长寅死事于闽洋，而其部将邱良功等，卒平海盗；曾国藩初覆师于湖口，而其后遂为中兴第一功臣，此固人事之平陂往复，抑亦天心之草昧艰贞。” 　　此即谐联中之所谓“论功”，朝士皆谓其“措词之妙，不可言喻”。李长寅为嘉庆朝水师名将，剿海贼蔡牵时，以总督阿林保欲讳败冒功而李长寅不可，因而极力排挤，李长寅不当战而战，阵亡封伯爵。此为张佩纶隐攻何璟、张廷栋。 　　咸丰四年，湘军水师大破太平军于田家镇，前锋直薄湖口，驶入鄱阳湖，太平军封其归路，夜袭曾军，火烧坐船，水师大乱，曾国藩几于不免。张佩纶引喻其事，则竟是以曾侯自命。倘使得意，亦自有一番将略展布，甲午之役必不致败得如此之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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