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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拾清流的一条毒计(1)

盛昱的原折，由“越事失机，议者皆谓咎在云南抚臣唐炯，广西抚臣徐延旭”发端，议及“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，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”，又以身分地位，论李鸿藻责任又重于张佩纶，而“恭亲王、宝鋆俯仰徘徊，坐观成败，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”。很显然的打击的主要目标是李鸿藻，其次为张佩纶，而议及恭亲王、宝鋆，不过是陪衬一笔。不道上谕中恭王厥咎特重，李鸿藻则与景廉同科，而张佩纶则只字不提，不独大失盛昱的本意，而且礼王世铎又何能比恭王？ 　　此无意中误蹈的祸机，盛昱自不能甘心，因而又有“获谴重臣，似未宜置身事外，请量加任使”一折，措词颇见苦心，首谓若令恭王投老田园，优游散局，转遂其逸安之念，适成其推诿之心，殊不足以示罚，继谓“方今越南正有军事，筹饷征兵，该王等尚为谙练”，况“疆事方殷，而朝局骤变，他族逼处，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，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”。又谓李鸿藻“愚忠不无可取”。复又以新人与旧人比较，“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，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，惟是以礼亲王世铎与恭亲王较，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，则弗如远甚”。因而请旨，可否“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”。 　　奏上留中，军机章京的术语，谓之“淹了”。盛昱前后两疏，得罪了恭王、宝鋆、李鸿藻、景廉、翁同龢及礼王世铎与张之万，一共七个人；而张佩纶不但不倒，反获重用，一念轻率，窝囊至此，故“意园文略”不存此两疏。 　　张佩纶之获重用，是孙毓汶所献议，收拾清流的一条毒计。清流中张之洞最开窍，只言事，不搏击，以故官运亨通，外放山西巡抚两年余，即代张树声而为两广总督。当受命抚晋时，上表谢恩，有“身为疆吏，犹是依恋九重之心；职限方隅，敢忘经营八表之略”。张之洞一生好大言，连其堂兄张之万亦不以为然，相传张之万常携两表，互校时刻；有人相询，张之万答谓：“我只两表，不逮舍弟八表远甚。”虽是戏谑之词，不满之意显然。 　　当时有一副谐联：“八表经营，也不过山西禁烟，广东开赌；三边会办，请先看侯官降级，丰润论功。”上联谓张之洞先在山西禁种罂粟；擢任粤督后，弛“闱姓票”之禁，赌风复盛，颇为时论所诟责。下联所谓“三边会办”指吴大澄、陈宝琛、张佩纶，“侯官”谓陈，“丰润”谓张。 　　吴大澄与陈宝琛皆为同治七年翰林。吴大澄名为清流，实为清客，久在其同乡潘祖荫处，为之经理金石碑版。书生而好谈兵，光绪六年曾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西北边防，周历辽东要隘。此时以通政使奉旨“会办北洋事宜”，为李鸿章在军务上的副手，领兵驻防滦河一带。吴大澄很会做官，李鸿章亦乐于有这么一个听话的清流为佐，所以两人的关系处得很好。 　　比较之下，陈宝琛就不如吴大澄幸运了。他在光绪八年放江西主考，闱后以阁学派为江西学政；十年四月奉旨会办南洋事宜，作曾国荃的副手，颇相龃龉；年底以误保唐炯、徐延旭交部严议，议处以降五级调，遂告病不出，直至宣统年间，以张之洞奏荐始复起。 　　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，是真正置之于危地。当时重用清流，本意不善，为张佩纶所深知；而张至福建后，勇于任事，大权独揽，甘蹈危机者，实际上别有用心，原来当时的军事最高负责人，看似隐居幕后的醇王，实际上为李鸿章，尤其是海军方面。南方有事，南洋大臣曾国荃固责无旁贷，但指挥权必归之北洋；曾国荃深谙黄老阴柔之为用，与李鸿章有高度默契，对法国海军的挑衅，惟当逆来顺受，而法国海军的目标是台湾与福州，台湾有旧部刘铭传在，可以放心，就怕福建的督抚、将军、船政大臣皆不知兵，一旦遇警，仓皇应战，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，所以能有张佩纶在主持一切，可保证不致决裂得无以善其后。在张佩纶既已与李鸿章有继承北洋的密约，则此时以维护北洋及李鸿章的地位为第一要义，所谓“弃车保帅”以其本身为“车”，甘作牺牲。 　　因此，张佩纶当时的书牍，颇多违心之论；而字里行间，每于不经意处流露真相，如闰五月二十八日致李鸿藻函云： 　　二十七午，合肥忽来电，称林椿云：“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，惟先让法为救急计；鸿不敢许”等语。鄙见法特恫喝，然特告督抚必大扰，遂以是夜潜出。侵晓，严舟望见旌旗，遂亦无事。行营距敌舟一里许，日来市易如常，迥非省城之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军书之暇，雨余山翠，枕底涛声，犹胜城市之日接褦襶也。 　　林椿为李鸿章与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交涉、传话的翻译官。谢满禄于闰五月二十日向总署提出最后通牒，要求北圻撤兵赔款二万五千万法郎，限七日内答复。此即“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”一语之由来。总署覆照谓北圻撤兵须一月；拒绝赔款，此为讨价还价之计，但苦期限迫促，“惟先让法为救急计”者，意谓任法军攻马尾，不加抵抗，则七日之限便成过去，而既未冲突，则和局不算决裂，此为无可奈何的救急方。 　　李电语气托之林椿，而实出李鸿章之意，缀以“鸿不敢许”一语乃障眼法；张佩纶深喻其意，故是夜潜遁，且不告督抚，则法军一至，主帅不出，无人为之号令，守军自必后撤，俾法军兵不血刃而占马尾。乃法军持重，故张佩纶得重回马尾。大敌当前，而张佩纶如羊叔子之裘带雍容，其成算在胸可知。 　　张佩纶会办闽疆的打算及到福建后的行事，见于奏牍者，十可信三；见于私函者，至多亦可信七。但即此片段，细心钩稽，真相仍不难了然。七月初马尾兵败，七月底善后事宜略定，张佩纶函李鸿藻，有“檀渊之计，终于不成”语，可知求和为既定之计。福建军务败坏，万不能打，既所深知，表面备战，以搪塞舆论，实则不作抵抗，委屈求和，作“车”自弃，以保李鸿章之“帅”，亦为出京前随李鸿章巡海，舟中促膝坚约的密谋。事既如此，则张佩纶到闽后，俨然钦差，气派驾督抚而上之；总督何璟、巡抚张兆栋拱手让权，居然受之不疑，试问果欲何为？此则寻绎张佩纶初到福建致李鸿藻一函，可得其涯略。 　　“抵闽三日，略得大凡，炮台苦卑，船局苦敝，枪炮苦杂，子药苦少，而十羊九牧，朝令暮更，尤其积敝。就福建论，既有将军会办矣；就台湾，又有省三（刘铭传）督办矣，鄙人来此，岂非赘疣。” 　　此就作战指挥而论，不须有张，但将军穆图善会办闽疆军务；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，为未出都前即知之事；到闽后始自叹赘疣，自是故作姿态。 　　“初意将船政、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覆奏，静听朝命，召回，中途乞病；不召，设辞设病，所见颇决。及抵上海，闻和局已败，法衅复开，闽海不知何时撤防，复志遂初，正无把握，深悔都门投劾之不决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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