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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王被黜

　　光绪十年甲申，慈禧太后五旬万寿。是年三月，朝局发生大翻覆，全班出枢，自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，从未有过这样的例子。

　　翁同龢身在局中，而日记中于此事不识庐山真面。

　　三月初四日：恭邸述惇邸语请旨，则十月中进献事也，极琐细，极不得体。慈谕谓本可不进献，何用请旨？且边事如是，尚顾此耶？意在责备，而邸犹剌剌不已，竟跪至六刻，几不能起。

　　三月初五日：比入，仍申昨日之谕。两邸所对皆浅俗语，总求赏收礼物，垂谕极明，责备中有沉重语，略言“心好则可对天，不在此末节以为尽心也。”臣越次言，惇亲王、恭亲王宜遵圣论，勿再琐屑，两王叩头匆匆退出，天潢贵胄，亲藩重臣，识量如此。

　　“两邸”谓惇、恭两王，是日惇王与军机同进见，苦求赏收十月万寿进献礼物。媚慈禧如此，可知其独裁大政，地位已异常稳固；而恭王猥屑如此，不复见丝毫英气，则慈禧之逐之出军机，不为过苛。

　　三月初八日：今日入对时，论及边方不靖，疆臣因循，国用空虚，海防粉饰，不可以对祖宗。臣等惭惧，何以自容乎？退而思之，沾汗不已。

　　三月初九日：巳正，皇太后亲临寿庄公主府赐奠，无起。

　　三月初十日：头起匆匆退，而四封奏皆未下。二起三刻多，窃未喻也。昨日皇太后在公主府传膳（醇王进），还宫酉初二刻矣。

　　“头起”为军机。定例：每日召见、必以军机为首。“二起”则单独召见醇王，谈至将及一小时；而前一日在寿庄公主府必又召见醇王，全班出枢之事，即定于此两日。

　　三月十一日：发两封奏，而盛昱一件未下，已四日矣，疑必有故也。

　　三月十二日：凡五起，而前日封事总未下，必有故也。

　　是日召见，头起军机；第三起孙毓汶、乌拉布，奉旨赴湖北审案，临行请训；第四起又为醇王。而另有“大起”，翁同龢竟一无所知。

　　本来清朝政令之必出于军机，犹如唐朝之政令必出于“中书”、“门下”，久成定制，自“辛酉政变”创一越过军机，特召大学士、六部，宣示朱谕，褫夺军机职权的特例后，君权遂无可制衡。三月十三日慈禧即运用此一方式，命大学士、尚书“递牌”，以“钦奉懿旨”的名义，宣示恭亲王等误国之罪，处分如下：

　　一、恭亲王奕欣、大学士宝鋆，入直最久，责备宜严，姑念一系多病，一系年老，奕欣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，赏食亲王全俸，开去一切差使，家居养疾。宝鋆着原品休致。

　　二、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，内廷当差有年，祇为囿于才识，遂致办事竭蹶；兵部尚书景廉，祇能循分供职，经济非其所长，均着开去一切差使，降二级调用。

　　三、工部尚书翁同龢，甫直枢庭，适当多事，惟既别无建白，亦不无应得之咎，着加恩革职留任，退出军机处，仍在毓庆宫行走，以示区别。

　　军机五大臣，处置分三等，以翁同龢“革留”为最轻，此亦由于“朴园路线”之功。

　　同日又有上谕，别简礼亲王世铎、户部尚书额勒和布、阎敬铭、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学习行走。翌日复有懿旨：“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，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，俟皇帝亲政后再降谕旨。”自咸丰十一年以来，恭王当政二十三年之久，至此告一结束。大权转移至醇王手中，而实际主持军机处者，一为孙毓汶；一为阎敬铭；一为日后奉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刑部右侍郎许庚身。礼王及额勒和布、张之万，随班进退而已。

　　甲申三月之变，翁同龢虽退出军机，但其地位及影响力，明消暗长，南派势力的重兴，已初露征兆。其有利于翁同龢及南派者，有如下两种潜而不显的关键性因素：一是醇王对翁同龢的好感仍然存在；二是清流过于嚣张，慈禧及醇王等颇起反感，已由孙毓汶策定打击清流的计划。清流代表北派势力，所以打击清流，无异为南派作先驱。

　　造成这一次朝局大翻覆的原因甚多，而掀起这一场大翻覆的有关各方面，动机各不相同。深入分析，须从慈禧谈起。

　　慈禧对恭王不满已久。揆其动机，确是出于奋发图强之一念，在她的想法，要在撤帘以前，弄出一个比较象样的局面，让皇帝亲政后，能有所作为；在她自己亦可颐养天年。但恭王英气已销，而二十三年当政，积弊已深，有他在位，欲求锐意革新为不可能之事，所以毅然决然，连根拔起。

　　其次，慈禧对李鸿藻一向优遇，而清流言事激切，且有迫在上者不得不从之势，此为慈禧所不能容忍。而欲除清流，又非先逐清流恃之为奥援的李鸿藻不可。至于景廉，则为李鸿藻的陪衬；翁间龢因“连根拔”之故，不得不加以牺牲。

　　在醇王，静极思动，久已想取恭王而代之，此为远因；近因则醇王主战，不满恭王之一味冲淡局势的严重性。据李宗侗在“李鸿藻先生年谱”中说，三月十四日罢黜恭王的上谕，为其门客赵某所拟，备之已久。其言恐不尽确，此上谕应是孙毓汶在赴湖北查案前所拟。

　　在孙毓汶，拥醇王掌握政权，则因其为“皇帝本生父”的特殊身分，不便公然出面；则在军机处的代表，即非孙莫属。除了求个人速化的积极因素以外，还有一个修怨的消极因素。翁同龢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记：

　　僧邸参孙毓汶不遵调遣，请革职枷示，发新疆。奉旨免其枷号，即革职发新疆。词臣居乡，乃被斯议，亦奇矣哉。

　　“僧邸”即僧格林沁，当时因英法联军内犯，主持京畿防务；孙毓汶在籍办团练，不遵调遣，故为所劾。据金梁在“近世人物志”中记：“孙之获咎，实因恭邸恶其抗捐，详见本传，故旋即以输饷开复”。所言不谬。恭王一直轻视孙毓汶，亦为事实。有此嫌怨在，则孙毓汶如有机会，能倾恭王，自必全力以赴。

　　至于此案之发难者盛昱，在光绪初年以天潢贵胄而清班名士，声华藉藉。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即作“意园怀旧录”，推崇甚至，谓“其一身未必不系乎国运，当时学术赖其主持”，奖许虽不免过当，但盛昱确为贤者，以受人利用，劾恭王而致朝局之大翻覆，且后来并未居上，悔恨交并，竟郁郁以终，实不能不为斯人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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