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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议与清流

　　清议出于清流，清流出于高级智识分子的翰（林院）、詹（事府）、科（六科给事中）、道（各道监察御史）。同光之有所谓“中兴”，清流之功不可没；再往上溯源，则咸丰戊午科场案以后，试场关防严密，考官恐罹重刑，亦多洁身自好，因而真才不致埋没。同治六科，凡点翰林者，学问俱有可观；光绪初年各科，亦复如此。追原论始，未始非肃顺力主杀柏葰之功。

　　清议之见重，始于同光之交，于是清流声势，日盛一日。至沈桂芬殁后，清流在李鸿藻维持之下，放言高论，渐形跋扈。其时翁同龢个人虽具清望，但与清流中人，只有个别的私谊，并无党同的成见。因为如此，得免于清流之祸；是则云南报销案，清流因王文韶而连带不满翁同龢，抨击其处理此案，旨在“销弥”，可说“塞翁失马，未始非福”。

　　清流之祸起于张佩纶，此人才气纵横，且躁进急功而又自信过甚。他在李鸿藻门下，与张之洞之一味献媚于李鸿藻者，志趣大不相同。张之洞之一切作为，都是为了猎官；张佩纶则确有经世治国的大志，先想辅佐李鸿藻成一番事业，后来看李鸿藻不能有大作为，转移目标与李鸿章相结纳。

　　如果说政治上亦有“孽缘”，那就是张佩纶之与李鸿章了。其时李鸿章的声名，已颇为正人君子所疾首，如包庇盛宣怀招商局舞弊案等，情节远较云南报销案为严重，宜应为清流所劾，而张佩纶竟无一言，此即是“孽缘”。

　　张、李二人互相欣赏，亦相互利用。李鸿章与张佩纶之父印塘有旧，故以年家子视张佩纶。当洪扬乱平后，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；及至淮军代湘军而兴，李鸿章遂渐有尾大不掉之势，而环顾部下，无人可以接替他综领全局；而且李鸿章御将，不能如曾国藩之以德服人，他怕诸将“合而谋我”，一向采取制造矛盾、操纵矛盾的手法，故诸将皆面和心不和，倘拔一人为首，必起内哄。

　　至于找替手，亦有好些条件，第一是资格；第二是才具；第三是对李鸿章个人的忠诚。而合此三条件者，惟有张佩纶。

　　张佩纶与李鸿章关系的密切，可由署理直督张树声奏请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，而反为张佩纶所劾一事见之。拉拢张佩纶之谋，出于张树声之子张华奎，作用在结各翰林以自固，俾得真除直督。

　　张华奎的外号甚奇，也很刻薄。原来当时以“青牛”谐音“清流”，有“牛头”、“牛腰”、“牛背”、“牛尾”等号，“牛头”当然是李鸿藻，张佩纶、张之洞、陈宝琛、宝廷四人，所谓“翰林四谏”是四条“牛腿”；张华奎为清流奔走而还不够清流的资格，所以称之为“清流靴子”，或者“青牛靴子”。

　　以张华奎的外号来看，其人似乎很不堪，实际上不然，此人后来居官有政声；在当时亦颇为翁同龢所称许，如云南报销案王文韶处分确定之翌日，即光绪九年六月廿三日记：

　　张蔼青来辞行，谈越事，深诋○○偏执畏葸。其尊人颇有为，而苦粤东之空虚，甚为难。

　　上引日记中的两圈，为涂去之两字，必是“合肥”，李鸿章以海防不足，慑于法国公使之强横，对越南宗主权之争，力主退让。“其尊人”者张树声，奉命回粤督本任，直督仍授服母丧未满的李鸿章。

　　张华奎的深诋李鸿章，以及翁同龢之称之为“正派”，固不无恩怨派系的成分在内，但大致而言，张佩纶的作风，其霸道不讲理之处，较之左宗棠有过之无不及。

　　黄秋岳“花随人圣庵摭愤”，曾记其事，颇为详细，惟于年月前后，人物存亡，间有未筛，其述张之洞幕友赵凤昌，闻诸张之洞之言云：

　　法越事起之前，合肥丁内艰，夺情回籍，守制百日，朝廷以合肥统北洋淮军，即命向隶淮军之张树声署直督以镇率之。其子蔼青，在京专意结纳名流，为乃翁博声誉，此时即奏请丰润帮办北洋军务，忽为言官奏劾，疆臣不得奏调京僚，丰润仍留京，因而怨树声之调为多事，树声甚恐，颇虑其挟恨为难，非排去不安。然丰润恃高阳，又非先去高阳不可，蔼青即多方怂恿清流，向盛伯熙再三游说，弹劾枢臣失职，伯熙为动，乃不意并树声亦论列之，此则非蔼青所料。

　　丰润即张佩纶，时官左副都御史。张树声谋奏调张佩纶絜办军务，以张声势，事或有之；所谓张树声“颇虑其挟恨为难，非排去不安”云云，则全非事实。盛伯熙（昱）劾枢臣失职，在甲申 （十年）三月，而张树声于前一年六月，已奉旨回粤督本任。至谓甲申三月之变，为欲排去李鸿藻更大谬不然。

　　黄秋岳又另记祁寯藻曾孙景颐所谈云：

　　光绪初，常熟为帝师，时二张（南皮、丰润）奔走于高阳，颇攻击吴江（沈文定）、江和（王文勘）。王为沈辛亥浙江乡试门生，故援王以厚南派之势。甲申三月事，实起于清流，李文忠丁母忧夺情未起，张靖达 （树声署直督），其子华奎小有才略，向附清流，与二张稔，方谋请以丰润帮办北洋军务，外间传闻丰润已首肯，而为南派所慑，于是有致高阳书，中有“某忝值赤墀，岂疆吏所能乞请？若临以朝命，亦必坚辞。”合肥旋回任，其事乃寝，华奎乃草一疏底，以丰润曾保唐徐，时法越事起，唐徐败退为举非其人，且词连高阳，因王仁东达于祭酒，祭酒乃更易其词，严劾全枢。正值慈宁不惬恭邸，与醇邸议，而有大处分之下。外传孙济宁预其事，谕旨即出其手，然济宁已先奉命出外查办事件，早出都门矣。常熟同罢，而留书房，亦颇有人言，翁亦知其事也。

　　张树声父子思罗致张佩纶，固亦出于敬重之意，不意张佩纶不特不领情，且以恶言相向，因而成隙；在张树声父子虽为自取其辱，但张佩纶之所为，实嫌过分，张华奎之思报复，无怪其然，但与甲申三月朝局之大翻覆为两件事。就此一节而论，谓“丰润已首肯，而为南派所慑”，殊失真相。

　　当张树声署直督时，正云南报销案起，王文韶被议，南派毫无作为。至翁同龢与张树声，因翁同书的关系，成为世交；翁称张华奎为“世兄”，情分如此，则张树声欲奏调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，唯当促成，不当反对，方合情理。

　　然则张佩纶何以有此不情之举？主要的原因，即由于张佩纶已与李鸿章达成衣钵授受之约，张佩纶为了照顾李鸿章在北洋的利益，亦就是他自己将来的出路，不得不打击张树声。

　　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关系，在当时极其隐秘，即后世亦少有人发其覆；张华奎不明个中情由，欲引张佩纶以自重，大有取代李鸿章在北洋的地位之势，致遭大忌。至于张佩纶，则为了怕引起李鸿章的猜疑，以为他迫不及待而有“卖友求荣”之意，故有此举，藉以向李鸿章表明心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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