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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入军机

翁被恩命之翌日，又有上谕：命潘祖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故事：初入军机必有“学习”字样，而翁、潘皆无。原因之一是，一为毓庆宫师傅，一为南书房翰林，原有专职，而以余暇入直军机；亦即将一军机分而为二，这是李鸿藻的巧妙运用。翁、潘为南籍，而与李鸿藻颇为接近，至此，南北之争，暂告结束。 　　原因之二是，用翁不用潘，太失公平。翁潘不特同乡，家世、科名亦同；潘早于翁两科，且在咸丰年间即已入直南书房，但仕途进程，除咸丰八年同放陕西主考，潘正翁副以外，此后都是翁先潘后。潘祖荫口没遮拦，不为慈禧所喜，如私下称穆宗，常用苏州话谓之为“小囡”；传入禁中，虽认不得真，却颇致不悦。 　　另一方面，则翁同龢的宦术，显然比潘祖荫高明，如翁同龢于光绪五年正月由左都御史迁刑尚；潘祖荫接其遗缺；三月，潘由左都迁工尚；至四月间，两人对调。工部虽居六部之末，但缺分远优于礼、刑两部，此为翁同龢曾有陵工经验，乘穆宗奉安之典，两宫相度本身吉壤，荣禄奉派承修普陀峪、吉祥峪工程，相机活动的结果，是为巧取。潘祖荫谓翁同龢“好用巧妙，将来必以巧妙败”，语虽近苛，但去实情不远。 　　慈禧太后于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八报“大安”，颇有一番振作气象。翁同龢九年正月初一日记： 　　丑初到直庐，同官相见各一揖，两班章京皆到，每人皆一揖。是日风从艮地起，主人寿年丰。卯正二刻召见西暖阁，皇太后与上同坐御榻，太后在右，上在左，俨如宣仁故事，盖前此所未有也。诸臣入，先叩贺太后天喜 （汉话），皆一跪三叩首。谕以天气清和吉祥，善事皇帝好学，日近诗书。自明日起，常同在座，以后早事皆拟亲裁，诸臣亦颂扬数语而退。辰初一刻诣慈宁门前行礼，随诣干清门前行礼，退憇直房。 　　慈宁门、干清门前行礼，为照例为太后、皇帝贺年。其先召见于西暖阁，则因为军机大臣之故。此为翁同龢平生第一次于元旦得觐天颜，记述甚详；又记诣恭王、醇王处请安；又记为李鸿藻祝寿，然后“合家称贺”，末缀一笔云：“是日起跪凡四十九次，叩头一百五十。”踌躇满志之意，在于言外。 　　其时的慈禧太后，确有意将自己塑造为北宋“元佑正人”所一致拥护的宣仁太后。对于穆宗的下场，是慈禧至感痛心的大失败，但她不以为她应该负失败的主要责任；在她的看法是，有慈安掣肘，以致她对穆宗的严格教导，为之破坏无遗。争强好胜的慈禧，耿耿于怀想要证明给文武群臣看的是，在她独断独行之下，能造就出一个有为有守的有道之君；而心目中无形的重要助手，即是翁同龢。 　　德宗的学习政事，始于光绪九年正月。他生于同治十年辛未六月二十六日，实足年龄尚不满十二岁。翁同龢是年正月初八日记： 　　卯正三刻入见于西暖阁，上亦在座。宝相递折，上接阅，颇用心，自首至尾，不少忽也。每一折毕，太后降旨，枢臣承旨后，仍于上前覆述之。应放两缺，太后以朱笔授上圈之。是日凡五折两单，为时较久，凡三刻五分而退。 　　当时恭王病势已转危为安，惟在调养期间，尚未到班，因而由宝鋆代为领班，所有奏折，前一天晚上已由慈禧看过，当日清晨发交军机处，名为“早事”。照正常程序，军机“见面”后，照指示原则，建议处理办法，面奉裁定，称为“承旨”；实时拟旨上呈，称为“述旨”。这天由于须让德宗了解如何处理政事，故先递折，请德宗细看；再由慈禧“降旨”，所谓“枢臣承旨后仍于上前覆述”，即由宝鋆将处理程序重新讲解一遍；“应放之缺”，照例由军机开单，依年资、考绩，每缺开列三人，称为“一正两陪”，通常皆圈第一名。 　　除召见时阅折以外，书房中亦有学习政事的功课，此即“讲折”；挑有议论的折子，由德宗讲解大义。正月初十翁记：“上生书，讲折子皆极好。”穆宗则至十六岁时，还不能看折子，两相比较，在德宗初期，慈禧与翁同龢都是成功的。 　　至于云南报销案，结于五月底，主犯云南司主稿孙家穆、周瑞清，本应绞决，以一年内完赃，减一等为流三千里。以失察而处分的大员甚多，包括户、兵、工三部前后任堂官及云南督抚等，景廉、王文韶均降二级，不准抵销。翁同龢本人亦罚俸九月，但为“公罪”，准予抵销。 　　此案中最便宜的是王文韶，而最冤枉的是景廉。慈禧亦知其无辜，翁同龢记其言云：“此案别人无可惜，惟景廉当差无误。然同罪异罚，亦甚不足示公。”因而别谋补救，仍在军机及总署行走，且军机班次亦仍在翁同龢之前。 　　相形之下，王文韶便很不堪了，里居养疴，闲废六年，始得复起，此为清议所表现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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