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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报销案

　　一、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三日，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参奏，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（广西临桂人），包揽云南报销，经该省粮道崔尊彝、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来京汇兑银两，贿托关说。奉旨派刑部尚书麟书、潘祖荫确切查明。户部查奏，确有自云南汇京款项，由崔、潘二人持票取用，惟是否周瑞清包揽报销，应俟崔、潘到案后，方能究出确情。得旨着请假回籍之崔尊彝及已回任之潘英章迅速来京。周瑞清听候查办，毋庸在军机章京上行走。

　　八月二十六日：惇亲王奕誴、工部尚书翁同龢会奏，查讯云南道监察御史参奏景廉、王文韶受贿情形，附呈洪良品说帖一件，请严讯崔、潘所存票号之银十余万，用于何处，交于何人，此案自然水落石出。

　　九月初一日：给事中邓承修奏，以“景廉素称谨饬，不应晚节而顿更”，“至于王文韶赋性贪邪，为曹郎日，即以奔竞著名，出榷关道，亲开钱铺，黩货营私，及跻枢要，力小任重，不恤人言，贪秽之声，流闻道路。议者谓前大学士沈桂芬履行清洁，惟援引王文韶以负朝廷，实为知人之累。”乞即将王文韶先行罢斥。得旨：王文韶数年以来，办事并无贻误。惟当黾勉趋公，力图报称，仍着照常入直。云南报销案添派惇亲王、翁同龢会同查办。

　　九月初二日：刑部奏：户部、工部书吏办理云南报销情形，及有关书吏逃匿情形，得旨缉拿，并着滇督、皖抚将潘英章、崔尊彝迅即解送进京。

　　十月廿二日：上谕：王文韶奏请开缺养亲一折，王文韶之母虽年逾八旬，精神尚健，且迎养在京，该侍郎可就近侍奉。王文韶毋庸开缺，假满后仍遵前旨照常入直。

　　十月廿四日：上谕：王文韶奏沥陈下悃一节，本应俯如所请，惟现在军机处及总署办事需人，王文韶尚称熟悉，仍遵前旨，假满照常入直。

　　十月廿九日：江苏巡抚卫荣光奏称：崔尊彝家丁具呈，崔于江苏丹徒县途次病故，迟至一月呈报，情有可疑等语，得旨着安徽、江苏各巡抚，确切查明，崔尊彝是否病故？

　　其时案情已有了突破性的发展。此案当陈启泰首次揭发，刑部奉旨查办之初，便逮捕了两家跟崔尊彝、潘英章有关系的汇兑庄，一家叫顺天祥，开设在打磨厂，掌柜名叫王敬臣，云南弥勒县人。据供，光绪七年秋天至八年春天，接到云南省票局的汇款，由潘英章凭票陆续取用；至于用到何处，坚称并不知情。此所以必须传崔、潘二人到案，始能确究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刑部由顺天祥开给潘英章的银票的流通情况上去追根，查出有一张银票由百川通票号向顺天祥去兑现，传讯王敬臣，证实有其事，因而传讯阎正卿。

　　阎正卿的供词是，他跟周瑞清交往有年。上年九月间，周瑞清曾以顺天祥的银票，换成百川通的银票使用。通讯已得确据，所以刑部奏称：“此案先经传讯周瑞清家丁谭升，据供：崔尊彝、潘英章到京，均与伊家主彼此往拜。现在潘英章用出之票，内有该员交阎正卿取银一节，即系通贿有据，未便仍候潘英章到案再行查办。惟系三品大员，例不许擅自拘问，相应请旨将解任太常寺卿周瑞清暂行革职，以便传案质讯。”

　　此外，王敬臣又供称，六月间有户部云南司司官孙姓，携潘英章用出的银票，到顺天祥照过票。刑部以为此“孙姓”是否“即系云南司主稿之孙家穆，亟应确切根究。”十一月初一上谕如刑部所请，周瑞清“暂行革职，归案审讯”；孙家穆“着先行解任，传案质讯”。

　　这一来，案情立刻会升高。当时户部尚书为景廉、董恂，但董恂常川入值总署，且已于八年正月休致，户部全由左侍郎王文韶当家；云南司主稿孙家穆一到案，如果供称由王文韶授意办理，则必解任听勘，军机大臣涉及贿案而有此结果，岂非有伤国体？

　　其实案情是早已清楚了的，户部向崔尊彝、潘英章索贿十三万，谈判未有结果时，董恂休致，特起阎敬铭为户部尚书。此人“身不满五尺，而心雄万夫”，以廉介精明著称，索贿官员怕阎敬铭一到任，云南报销案必不能轻易了结，因而以八万银子“成交”。贿款数目不大，慈禧亦不愿掀起风波，希望先保全了王文韶，再作计较。那知崔尊彝胆小，不敢到案，而且在回籍途次病故，死因可疑。这一来贿案之外，加上更重的命案，纸里无论如何包不住火了，所以刑部一看有上谕查明崔尊彝死因，立即奏报王敬臣的供词，请将周瑞清革职，以便传讯。

　　与王文韶作对者，是张佩纶，原因甚多，大致可以归纳为二：第一、北派打击南派；第二、张佩纶急于自见，而王文韶恰是一头肥硕的“过街老鼠”，尽不妨大声喊“打”。

　　案情之急剧变化，只在十月下旬八九日内，据翁同龢日记：

　　十月廿二日：王文韶请开缺养亲，奉旨……假满仍入直。王公前日甫请病假十日，忽为此奏，甚可骇。闻张佩纶劾其众望不孚，尝引梁诗正故事，准其归养也。

　　十一月廿四日：王文韶再乞休养，旨以军机处总理衙门需人，仍慰留之。

　　十一月廿七日：是日张佩纶封奏二件，军机起，添叫张佩纶一起。张佩纶见三刻足，微闻所指仍系王文韶事。前日王公被弹，因请终养，再请不准，昨陈谢折奏矣，而今日忽有前席对事，未艾也。

　　至十一月廿八日，苏抚卫荣光奏报崔尊彝死因可疑的折子一到，证实了张佩纶所弹不虚。召见军机时，命王文韶毋庸入直。次日——十一月初一日，更有一不寻常的举措，即特传醇王“递牌子”，以便召见。此一见也，伏下十年三月朝局大翻覆之根。

　　当时恭王重病，卧不能起。惇王疏略，不足与谋大事，因召醇王入见，命在南书房看张佩纶的折子。醇王所作的建议，可确信者如下：

　　一、准王文韶开缺。
　　二、军机两汉大臣，一南一北，已成定制。王文韶开缺，仍应用南，以翁同龢入直。
　　三、命礼亲王世铎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，并在毓庆宫行走。

　　重用世铎，出于醇王的建议，而蒙采纳，即可知慈禧准备废弃恭王，重用醇王。因为废弃恭王，而醇王又不能入军机，则必用一傀儡摆样子；以世铎之庸、之听话，实为最理想的人选。而为醇王画策者是荣禄。自光绪六年二月，荣禄“闭门思过”，虽不拜客，亦不见客，但与世铎常有秘密的会晤，此时已在为慈禧，为醇王，亦为自己作深远的打算了。

　　不过，此时翁同龢虽不免因慈禧之疾而在内心中鄙视荣禄，但荣禄却未排斥翁同龢，所以醇王欲用翁同龢，荣禄并不反对。十一月初四，王文韶开缺，翁同龢入枢之旨并下。翁同龢的“朴园路线”，终于走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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