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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信宫的异闻

　　荣禄的心病，与慈禧太后突发于二月初三的大病有关。二月十七日荣禄获处分，奉旨照例降二级，是慈安太后所作的决定，慈禧太后其时已无法视朝了。

　　翁同龢日记，在他被逐回籍后，曾加删改，但关于慈禧的那场大病，可能只删去了与荣禄有关的记载，请脉用药，则为后人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，例如：

　　慈禧太后圣体违和，今日内廷诸公皆诣内奏事处起居，余等不知也。约同人明早入（二月初三日）。

　　看昨日方，略言夜不成眠，饮食少，面色痿黄口干。药用党参、白朮、茯苓、甘草、麦冬、苁蓉等物。（二月初四日）

　　看方药略如昨，有当归、白芍等味也。（二月初五日）

　　脉按云：元气伤耗，一时不能复元，仍形疲软之云。（二月初六日）

　　人参、白朮、茯苓、甘草四味，名为“四君子汤”。初三日脉按“元气伤耗”，惟当以人参大补，但恐用人参骇人听闻，故用党参，而又益以肉苁蓉，增强补力。麦冬则解热清肺之药。以脉按药方并观，御医虽未明言，知医者一望而知为血崩兼有潮热。

　　清朝乾隆年间名医沈金鳌撰“妇科玉尺”六卷，其凡例之一云：“崩漏虽属血病，然非专由经也。前人往往杂于经病中，非是，余故次于产后病下。”慈禧的血崩，即为产后之病。卷四“治产后病方”，首刊“四物汤”，注云：“治妇人胎产诸疾，多用此加减。”

　　翁同龢记初五日方，特为拈出当归、白芍，此两味即为“四物”之二。翁同龢知医道，此乃强烈暗示慈禧之疾，处方但加减四物汤而已。但御医明知其然，而必须有所讳，因为治慈禧的血崩，与治穆宗的天花不同，后者则自两宫、诸王，下逮内廷行走人员，皆知天花之外，另有恶疾；慈禧之病则在深宫之中，亦为最高秘密，倘或公然用治产后崩漏之药，万一有人诘问，御医无词以对，则杀身之祸，必不可免。

　　御医的苦闷是，知道慈禧是甚么病，也知道如何对症下药。但斯人而有斯疾，决不可说破，所以在翁同龢日记中所见的慈禧病历，渐渐地只有含糊空洞而简略的病证记载。

　　按云：诸证虽轻而郁闷太息、肩重腰酸、饮食少味，脾心久虚云云。（二月十八日）
　　方云：神不守舍、夜卧不寐、食少懒言。方则仍以“四君子”为主也。 （二月廿二日）
　　方云：作酸背冷，夜寐虚空。（二月廿八日）
　　方云：诸证皆减，药用升麻、柴胡。（三月初五日）

　　就这样到翁同龢奉派为会试副考官，三月初六入闱，至四月十四日出闱，依然是“恭闻慈禧太后圣躬尚未康复”。其时朝廷已纳宝廷的建议，诏令各省荐举名医，于六月下旬起，络续到京。其中最有名的两人，并非职业医士，而是世家出身的官员，一个是直督李鸿章所荐，前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，他是无锡人，亦即 《庸庵文集》作者薛福成的胞兄；一个是晋抚曾国荃所举荐的太原府阳曲知县汪守正，汪氏在嘉道年间为杭州首富，藏书楼名振绮堂，三世搜访，有声东南。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记：

　　薛与汪议论抵牾。薛云，西圣是骨蒸，当用地骨皮折之，再用温补；汪亦云骨蒸，但当甘平。

　　至此，慈禧之疾，方有了一个确定的名称，骨蒸固然不错，但只是病征，而非病源。当时朝贵中多知慈禧为小产引起血崩，犹未得真相；只有如翁同龢等极少数的人，方知其病源为蓐劳。“妇科玉尺”卷四“产后”云：

　　产后病最重而难治者，莫得蓐劳。蓐劳之由有二，一由内伤，因产理不顺，调养失宜，或忧劳思虑，伤其脏腑，荣卫不宣，令人寒热如疟，头痛自汗，痰咳气逆，虚羸喘乏，体倦肢怠，宜“补虚汤”。

　　所述症状，与慈禧皆合，论其起因，更彷佛专为慈禧而诊断。四十五、六岁的太后成孕，“产理不顺”，势所必然。宫中虽有“御药房”，但安胎药供后妃所用，太后何可索取？产后亦不能如正常产妇之“坐月子”，形禁势格，“调养失宜”为无可奈何之事。至于“忧劳思虑”，较之名门闺秀有私生子，更为严重。此一心病，无药可医。

　　御医请脉，向来以宫中不“出大事”，本人无大祸，为师弟相传的秘诀，处方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帝后的性命，而是自己的性命。慈禧之为蓐劳，御医岂能不知，但治此疾以讳为主，见效与否在其次，因而始终以补养理气之剂为主，治产后诸症的要药，尤须避用。薛福辰、汪守正当然亦知讳疾之理，不过较诸庄守和、李德立之流为高明者，能以治骨蒸之法治蓐劳。如汪守正第一次诊脉所立方云：

　　两寸虚软，左关缓兼微滑；右关缓，重按稍大，两寸主一身之气，虚软则气弱，不能运行，诸阳脾胃因之不健，若左关缓而微滑，肝即失其常升之度。两尺见静，本元尚为强固，今拟助气整脾、正气清阳，一升自可日见有功。

　　人参八分，麦冬一钱，生耆五分，黄朮一钱米泔炒，山药五钱，白芍一钱，醋炒紫胡四分，炙甘六分。

　　药只八味，但却很巧妙地融合了治产后血亏心虚的“益荣汤”，及“茯苓汤”的精华，而与脉案一致。改医后的初期，大致以此方为主。

　　御医之胆小怕事，讳之唯恐不深的情状，因翁同龢的日记而得窥其大概。汪守正初诊后四日，七月初四日记云：

　　见两方，一党参，元参等，撤人参、黄耆，五人所开。戌刻一方按云：谷气下坠，竟是“补中益气汤”，仅太医三人，无薛、汪名。

　　“五人所开”方即是以汪方为主，而此人参黄耆大补气血，恐露出蓐劳气血两亏的征象。别立一方而“竟是补中益气汤”者，即庄、李辈为防将来秘密泄漏而兴大狱时，有卸罪之余地。

　　由此可知撤人参、黄耆而改用党参、元参，心为庄李之主张。而至次日五人所开之方，“仍用人参”则以药效较差，经面奉懿旨改回，亦可想而知。

　　慈禧与荣禄的这一段孽缘，为结束“同光中兴”的开始；以后政局的大变化，几全出于此事之影响。翁同龢的升沉荣枯，以及与荣禄的交谊不终，亦由此事而起。

　　先谈荣禄的处分，实降二级不准抵销，实在只是薄惩，较之王庆祺的身败名裂，幸运多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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