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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户渐深(2)

其次，谓翁同龢“素昵文定”，此应是光绪四年下半年以后之事。当时沈、李争权，沈桂芬渐占上风。两宫逐日召见军机时，有关于书房功课之指示，本由李鸿藻转达者，亦渐由沈桂芬向翁传话，于是踪迹渐密。在此以前，翁李固泛泛之交；且以翁同龢的人品，亦决不至于有此小人行径。荣禄所言，为必无事。或谓荣禄于醉后泄其事于翁，翁又告沈，此亦为揣测之词，并无确据。至于翁、荣交谊不终，且翁亦确有排挤荣禄之事，则在德宗亲政，帝党、后党，各树壁垒以后，事同门户之争，另当别论。 　　《梦蕉亭杂记》续叙此案云： 　　会京师大旱，谣言蜂起，谓某县某村镇邪教起事，勾结山东河南教匪，克期入京，九门徧张揭帖。贝子奕谟，据以面奏，两宫召见醇邸，询问弭患方略。醇邸因德宗嗣服，开去一切差使，闲居日久，静极思动，奏请调北洋淮军，驻扎京师归其调遣，以备不处。文忠为步军统领，方在假中，醇邸所陈方略，一切不得知也，以讹言孔多，力疾销假，出任弹历，两宫召见，谓京师人心不靖，浮言四起，诚恐匪徒生心，拟调北洋淮军入卫。文忠力陈不可。 　　此系光绪四年之事。北方连年灾荒，以山西、河南为尤甚……其时言路正发皇之时，“翰林四谏”中张佩纶一马当先，论时政动辄数千言，朝廷不得已于二月十九日下诏罪己，并命节减内务府费，截漕赈济，并清理刑狱。编修何金寿疏劾军机大臣，请“责以忘私忘家，认真改过”，上谕以“该王大臣等目击时艰，毫无补救，咎实难辞”，交宗人府及各该衙门，严加议处。恭王等军机全班皆获革职留任的处分。 　　荣禄之得罪酵王，当在是年七、八月间。至十二月间，翰林院侍讲学士，亦即翰林四谏之一的宗室宝廷，上疏论政，纠及宝鋆荣禄兼差太多，宝鋆以军机大臣每日皆得陈言之便，得以打击荣禄。 《梦蕉亭杂记》云： 　　越日文靖（宝鋆）趋朝，首先奏言：“宝鋆与荣禄兼差甚多，难以兼顾，拟请开去宝鋆国史馆总裁、荣禄工部尚书差缺。”时慈禧病未视朝，慈安允之。时论谓国史馆与工部尚书，一差一缺，繁简攸殊，讵能一例？文靖遽以朦奏，意别有在。 　　此记亦稍有未谛，宝鋆系开去国史馆总裁及阅兵大臣两闲差；荣禄则开去工部尚书缺，及内务府大臣差使，但仍留步军统领。至五年十一月以病固请开缺。翁同龢十二月初六日记：“访仲华谈，不能无忿忿也。”则固请开步军统领缺，当为沈桂芬以兵部尚书身分，排挤所致。 　　《梦蕉亭杂记》又记： 　　文定意犹未餍，复摭拾文中承办庙工，装金草率，与崇文门旗军刁难举子等事，嗾令言官奏劾，交部察议。照例咎止失察，仅能科以罚俸，加重亦仅降级留任公罪，准其抵销。所司拟稿呈堂，文定不谓然，商之满尚书广寿，拟一堂稿缮奏，实降二级调用，文忠遂以提督降为副将，三载闭门。 　　惟据徐一士《庚辰谈往》一文，谓荣禄于六年二月得降二级调用，不准抵销之处分，是由于兼任陵工差使时，听从已革知县马河图干求，擅准留工，奏充监修被劾一案。 《清史列传》所记相同。翁同龢是年二月十七日记云： 　　兵部议荣禄处分降二级调，折尾声明系察议，可否改为降一级？旨着照例降二级，不准抵销。晚访仲华。 　　徐一士论此，以为翁记“似谓沈氏未为己甚，并诣荣慰藉。”殊未得真相。如谓翁同龢之夜访荣禄，是加以慰藉，不如说他是要为沈桂芬作一番解释，更来得接近事实。 　　翁同龢与荣禄的踪迹素密，但自光绪六年二月十七日一晤以后，这一年的日记中，荣禄之名，几于绝迹。要到七年正月初二，始记有两句深可玩味的话：“又晤仲华，仲华甚健适也。”于此可知，荣禄自获处分后，托病杜门，既不拜客，且不见客。因为他有心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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