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丧明之痛

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，上谕以翁同龢擢升左都御史，而至二十五日始到任，原因是他正有丧明之痛。翁同龢乏嗣，以同书幼子曾翰为子。久别回京，方喜父子团聚，而变起不测，在天津感冒，至杨村大寒大热，抵京抱父而哭，病势渐重，翁同龢自处一方剂，名为“人参白虎汤”，竟致“杀子”。 　　“白虎汤”以石膏为主，治热病犹之乎现代消炎用抗生素，只要对证，药到病除。但如误用，此药即成催命符，故以“白虎”相形容。翁曾翰虽为热病，但“其脉弱极而驳”，与用石膏必须脉洪的要件不合。翁同龢辨证未精，以为脉弱则体虚，故加人参。同定此方者有曾之撰及其侄曾桂，而医者许济川亦以为可，“遂予服之”，反应如翁同龢日记： 　　服后觉清爽，继称腹痛，稍安睡。午正后又烦躁且甚，而足渐冷，汗渐止，脉渐微，余既疑白虎之无效矣，独予人参。二更许益剧，定灌“三黄汤”，急予之，然大汗出矣，随后腹泻三次秽垢，松侄力主“回阳汤”。余视情形急，遂手调以予，汗渐止，泻亦减，遂迭进，似少可矣。如是竟夜。 　　这是五月十二日之事。次日病急乱投医，请云南举人王西村来诊，云只有“回阳”一法，而分两稍重；延他医“亦用回阳法迭”，自是“渐衰渐败”，用“独参汤”已虚不受补。翁同龢十四日记云： 　　王君来，曰胃绝矣。余抱问遗言，一一告我，呜呼肠断，何其促耶？一缕未绝，百痛交并，促死如此耶！酉初二刻再请余告遗言，犹指以索米汤少许，西瓜少许，戌初一刻气息益微，溘然而逝。余晚哭后，惝怳不支，倒床即睡。 　　据此知翁曾翰原为不死之症，翁同龢求功太急，误用峻剂；而已知“白虎汤”之无效，复投以苦寒之“三黄漏”，泄泻不止，渐衰渐败，一误再误，终于不治。 　　翁同龢十九日日记： 　　辰正闻有擢任台端之命，忧惧感触，方食而咽，终日忡忡，无客。 　　每逢恩命，翁同龢日记必有感激之语，而此日独无，且有感触。同时亦无贺客登门，这是很可奇怪之事。 　　原来此一恩命，是对翁同龢的一种安慰，亦为两宫内疚思有以弥补的一种表示。当翁同龢自武昌扶翁同爵之柩回籍时，如准续假，稍宽时日，则翁同龢俟葬兄后销假，即不须翁曾翰回常熟，料理葬事。及至是年四月初六，翁曾翰葬生父后，四月二十由陆路回京，时已入夏，天时不正，因而致疾。两宫不催翁同龢速回，翁曾翰不必回籍，不回籍即无归途得病之事，所谓“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”。两宫对翁同龢父子，自不能无歉。 　　翁同龢身经父母之丧，两逢折翼之痛，但所受刺激，均尚不及丧子之深，因可不死而死，有无限悔恨在内。直至中秋将近，情绪始复正常。其时朝中倾轧排挤之风，日渐明显，南北之争，以张佩纶疏论“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荐”一折而表面化。翁同龢卷入漩涡，亦自此而始。 　　先是翁同龢之侄刑部郎中翁曾桂，京察一等。张佩纶认为非例所有，而论此事之先，语侵大学士宝鋆。而宝鋆则为南派领袖沈桂芬的支持者，张佩纶则为北派领袖李鸿藻的门生。李鸿藻或无意于掀起政争，但他门下的两张——张佩纶、张之洞则雄才自命，功名心热，而沈桂芬则以气度狭隘出名，有他在，北派人才，难望出头，久思去而后快。此疏明攻翁同龢，并及宝鋆，为一石两鸟之计。而翁之成为鹄的，则以翁藉李鸿藻之力起家，而此时已有倾向沈桂芬的明显迹象，倘成沈之羽翼，其势更不可撼，因而先下手为强。 　　张佩纶的奏折中说，刑部京察向以律例馆提调，秋审处坐办列入一等；如提调坐办中有主事，则取各司正途出身的掌稿郎中或员外郎补其数。从未闻不提调、不坐办、不正途而得京察一等者，有之，“自左都御史翁同龢兄子翁曾桂始。” 　　接下来引用乾隆时期刘统勋疏请裁抑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的故事，以为刘统勋防微杜渐，不独“为国家保其法，亦为张廷玉保其令名。”又说：“宝鋆、翁同龢诚非贤者则已，诚贤则奈何使天下之奔竞汇缘者，援其子弟之事以为口实哉？”最后建议将翁曾桂之京察一等，“饬部更正”，亦即注销。 　　上谕中关于翁曾桂部分，指示两点：一是翁曾桂平日差使如何、京察因何一等，着刑部具奏。二是司员不由正途出身，京察保送一途，是否合例？由吏部具奏。 　　刑部没有问题，翁曾桂仅是承审杨乃武一案，劳绩即可称优异，覆奏道是：“在部行走十余年，才具优长，实堪一等”；又说：“向无不由提调坐办，不列一等之例。”吏部的覆奏更为有力，检出嘉庆年间的上谕及事例，捐纳人员亦可保送一等，翁曾桂完全合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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