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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祥花

于是经过安排，在两天以后有一道上论：“大行皇帝梓宫奉安山陵，亟应选择佳城，着派恭亲王、醇亲王、魁龄、荣禄、翁同龢于东陵、西陵附近地方，查看形势，敬谨相度”，同时指定醇王等四人“前往履勘后，绘书贴说，会同恭亲王悉心妥商奏明，请旨办理。” 　　清朝的陵寝，原在蓟州昌瑞山，雍正年间复在易州卜陵地，以后遂有东陵、西陵之分。开年后，决定正月十三日启程，先勘东陵，前一日两宫召见。翁同龢记云： 　　第二起与醇邸、魁、荣两公同召见于养心殿西暖阁，两宫太后并几南向垂帘，述前事流涕失声。臣吁从容请宽圣怀，以天下为重。又进称曰：“天地之慈，凡政事兴革宜从缓。”又进称曰：“诏旨严切，中外钦戴，但祈力而行之，政事自无阙失”。因论中官之难驭，小人之不易防，语甚多，不能记。语及书斋旧事，臣惟顿首引咎而已。详谏相度之宜，大略非正向不可用。问臣龢以精于堪舆？臣对看书少，大略以形势为宗，六刻许乃退，足酸不能支。 　　此为穆宗崩后，翁同龢第一次见两宫。观其所记，在一个半小时长跪奏对中，刻意自见的心态是很明白的。“小人”自是指王庆祺，“语甚多，不能记”，则据实陈述穆宗昵王之情形，有忌讳之故。 　　自入山后，翁同龢几乎日日有诗，大部分与醇王唱酬，亦有和荣禄、魁龄之作。对醇王自是恭维备至，如： 　　驺骑传呼仆隶催，新篇捧到客停杯。果然大吕黄钟奏，压倒唐贤宋杰来。悱恻动人皆至性，陶镕无迹是诗才。白头旧史惭何用，一一齐竽许滥陪。 　　说醇王的诗能“历倒唐贤宋杰”，恭维似嫌过分；但“大吕黄钟”，皮里阳秋，实谓醇王之诗粗疏而已。 　　这首诗中，“杯”、“陪”皆险韵，“催”字亦不易押，而翁同龢似乎有意一逞诗才，迭韵十二次之多。此外“蹄”、“明”、“寒”字，亦皆一迭再迭，“寒”字亦到七首之多。状元才情，在醇王看自是真个不凡。 　　至于对荣禄，亦是极尽绸缪，为日后义结金兰的基础。总之历时一月的东西两陵之行，翁同龢不但政治生命复苏，而且更上层楼，又是一番境界。 　　二月廿一日复命，翁同龢日记： 　　见于西暖阁，皇太后流涕不止，诸臣慰问毕，询两边地势，两邸奏对语极多，恭邸语意偏主东边，且谓以理则九龙峪固佳，以情则臣下不敢赞。圣意遂决定双山峪。 　　两邸谓恭王、醇王。九龙峪在西陵，当相度时，五风水官皆以为佳，皆点一穴，皆出一向，论理应用此处。但文宗定陵在东，两宫太后的“吉壤”又在定陵之东，文宗只穆宗一子，独葬于西陵，不得相从于泉下；恭王谓“以情则臣下不敢赞”，自是正论。因定东陵双山峪，并命名“惠陵”。 　　至“皇太后流涕不止，诸臣慰问”，则前一日有嘉顺皇后之丧。“嘉顺”为穆宗皇后阿鲁特氏的封号。或谓嘉顺皇后自穆宗崩后，“誓以身殉，遂不复食，以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崩，年二十二，距穆宗大行未百日也。”如薛福成所记，并深致赞美云：“自古烈妇殉夫者多矣，若以椒房之贵，猝遭无故，攀龙俱逝，则前古所未闻也，岂不懿欤？”嗟叹之中，颇有隐笔。相传慈禧太后，迫嘉顺绝粒；后求援于父，崇绮书“皇后圣明”四字，夹带于他物以进。嘉顺知事不可为，吞金自裁。 　　从“朴园路线”走出来的锦片前程，第一处佳境是懿旨与醇王、魁龄及荣禄同修惠陵。 　　其时荣禄在病中；魁龄为左都御史，有本衙门的公事；醇王在上主持，而实际上办事的是翁同龢。承修陵寝名为“陵差”，亦是有名的阔差使，于是买字画、置车马、端午节还账以外，犹能以四百两银子买六丈余长的王石谷“长江万里图”手卷。此外派“验放”，派“阅大考卷”，骎骎然有大用之势。至中秋前数日，乃有“摄刑部右侍郎之命”。内阁学士外放则为巡抚，内用则补侍郎。翁同龢希望一辈子当京官，至此初步实现。 　　惠陵于八月初三开工，陵地有一种花，名为“吉祥花”，一名“白头翁”。翁同龢赋诗云： 　　浅紫轻红数寸根，得依福地沐新恩，独怜未老头先白，惆怅仙人玉女盆。 　　踌躇满志之情，溢于言表。回想一年前的诗句“怜尔孤根太枯槁，问谁还向玉阶移？”，当有“富贵逼人来”之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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