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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怜天子出天花”

　　停园工、修三海以后的两个月，穆宗至西苑视察工程受凉致疾。月底发疹子，十一月初二，证实为“天花之喜”。

　　清宫中对天花怀有莫大的恐惧，因为有一段痛苦的回忆，所以亦成为敏感的话题。顺治十八年正月，世祖原已准备逃禅，在五台山出家，除了派高僧至五台山铺设道场以外，并亲自为内监吴良辅祝发，以便携往服侍。皇位的继承问题，亦已作成决定，将禅位于其堂兄，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的第四子，安亲王岳乐。

　　不意正在摒挡行装时，突有“天花之喜”，不半月而驾崩，此即吴梅村“清凉山赞佛诗”中，“房星竟未动，天降白玉棺。惜哉善财洞，不得夸迎銮”所隐的本事 （详见拙作《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》。载《联合月刊》七十一年九、十、十一月号）。世祖既崩，未照遗命迎立安亲王岳乐，而由孝庄太后与其教父汤若望定策，以皇三子玄烨继位，是为圣祖。圣祖之得立，出于汤若望的建议，最大的原因是，他已经出过天花，并无隐忧。

　　因此，清朝每遇庆典或外薄定期朝贡之时，必有上谕，蒙古王公未出痘者，不必来京。在清宫中，天花之所以成为“喜”者，相对地表示天花不顺，可成悲剧。翁同龢日记中，记穆宗病起至崩逝的过程甚详，大要云：

　　十一月初二：辰初到东华门，闻传蟒袍补褂（按：蟒袍俗称“花衣”，平日有大庆典时穿著），圣躬有天花之喜。余等入至内务府大臣所坐处，托案上人请安，送天喜，易花衣，以红绢悬于当胸。辰正二刻请脉，巳初见御医李德立、庄守和，方用凉润之品 （脉按言：天花三日，脉沉细，口渴腰痛，四日不得大便，项颈稠密，色紫滞干艳，证属重险云云。不思食，咽痛作呕）。昨日治疹，申刻始定天花也。

　　十一月初三：脉按言：大便已通，胃口渐开，诸症皆减，惟顶陷板实（又有“攒簇”字）色带紫滞，毒尚未清，阴分不足，故皮根未能松绽云云。

　　十一月初四日：见今日方，诸症皆退，眠膳皆安。脉案云：渐皆活润，惟顶平尚未起凸，肤尚欠松耳。

　　十一月初五日：由于胸次气滞停饮，用宽中化毒法。

　　至十一月初七，“痘闭”之险已过，“天花稠密”。初八翁同龢与军机、御前，同见穆宗于养心殿东暖阁，会诸臣具折，请两宫太后权且训政，是为第二次垂帘。初九更有进步，翁同龢记所见云：

　　上起坐，气色皆盛，头面皆灌浆饱满，声音有力。皇太后亦同在御榻。上首谕恭亲王，言语甚多，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，拟求太后代阅折报，一切折件，俟百日之喜，余即好生办事。并谕恭亲王当敬事如一，不得蹈去年故习，语简而厉。……上举臂以示，颗粒极足，不胜喜跃而退。

　　十一月十二日，头面手指，开始结痂，自大光明殿接“娘娘”（痘神）奉于养心殿；十四日，军机处行文礼部，诸天众圣皆加封号；十五日，群臣进如意，两宫太后诣寿皇殿行礼、默告祖宗，在大清门外，又送“娘娘”上天，“典礼极隆，仪卫甚盛”。并有“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之旨”，加封妃嫔、推恩内廷诸王公食双俸，大赏群臣，翁同龢得花翎；王庆祺得二品顶戴。

　　至此，天花是不要紧了，但余毒未清。“药用生耆而无桂茸等品”；此外又用当归、金银花、连翘等，皆为清血祛毒之药，而效用不彰，渐致腰间溃烂。

　　据翁同龢所记药方，自始至终以黄耆为主药，药典中言此药的功用在益气、固表、排脓、生肌，为疮疡痈疽，以及痘症不起之要药。痘症虽已无碍，而别不能不用者，李德立已看出杂有性病。至十一月廿七日外敷药用轻粉即水银加盐加矾，煅炼而成，是所谓“驱霉药”，霉者“霉疮”，就是梅毒。

　　穆宗怎么会得了梅毒呢？原因是慈禧太后跟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那样，干预其子的房帏；穆宗赌气独宿于干清宫，与小太监搞同性恋以外，复又微行宿娼。但八大胡同的“小班”、“茶室”，以及内城口袋底的高级私娼，都是“树小房新画不古，此人必是内务府”这类暴发户的天下。此辈皆常有“内廷差使”，无不瞻仰过“天颜”，所以小太监不敢领了去，导帝微行之处，是广渠门大街以南，后来京奉路所径极偏僻之处，如黄花院等处，“造二十”的最下等娼寮，安得不染梅毒？

　　穆宗崩于十二月初五日落时。翁同龢奉急召入宫至养心殿记云：

　　有顷，惇、恭邸，宝、沈、英桂、崇纶、文锡同入，见于西暖阁，御医李德立方奏事急，余叱之曰：“何不用回阳汤？”彼云：“不能，只得用麦参散。”余曰：“即灌可也。”太后哭不能词。仓卒间医称牙关不能下矣！诸医起立奔东暖阁，上扶坐瞑目；臣上前遽探视，弥留矣。天惊地坼，哭踊良久。时内廷王大臣有续至者，入哭而退。惨读脤案云：“六脉俱脱，酉刻崩逝。”

　　穆宗以出痘引起梅毒并发症，势成不治，固为必然，但十二月初四日的“起居单”内犹有“声音甚亮，目光亦好”之语。初五日上午的起居单，则云“饮食稍多，苡米粥五次，藕粉老米粥略进”，脉按虽言“神气渐衰，精神恍惚”，却无大渐的迹象，不意午后病势突然恶化。生变之故，传闻异辞，一种说法是，穆宗独召李鸿藻至病榻，皇后正在视疾，方回身欲避时，为穆宗所阻，谓皇后为“门生媳妇”，无须引避。复问皇后，将来立嗣子，属意何人？皇后表示，国赖长君，不愿居太后之虚名，拥委裘之幼子，而贻宗社之忧。穆宗以后有此见识，深为欣慰，因与李鸿藻密议，以堂弟载澍入承大统，口授遗诏约千余言。李鸿藻出养心殿后，战栗无人色，请见慈禧太后，面呈遗诏草稿，慈禧以穆宗擅自处分后事，迁怒皇后，大兴问罪之师，穆宗受惊而致病变。

　　又一说是，当皇后向穆宗泣诉，一旦驾崩，则以平日失欢于慈禧太后，将不知何以为生时，慈禧忽至，突然启帷，捽皇后之发，欲批其颊。皇后情急乞饶，中有“奴才是大清门抬进来的，请太后顾全奴才的面子”一语，不意更中慈禧之忌，震怒之下，命内务府“传杖”，欲以责太监宫女之刑罚责皇后，穆宗一惊而“痘内陷”，病情突变。

　　此两说，未知孰是？但继统问题，慈禧早已有所决定，则可想而知。穆宗崩后两小时，两宫太后御养心殿西暖阁，召近支亲贵、御前大臣、军机大臣、内务府大臣、师傅、南书房翰林等，除文祥在病假中外，总计廿八人，由慈禧宣谕问：“此后垂帘如何？”恭王回奏：“宗社为重，请择贤而立，然后恳乞垂帘。”慈禧表示：“文宗只得一子，今遭此变，如果承嗣年长者，实在不愿；要年幼者方可教育，现在一言而定，永无更改。我姊妹两人，心意相同，醇亲王长子载湉，继承皇位。”

　　当时醇亲王奕譞，大受刺激，碰头痛哭，竟致昏迷，扶掖不起，形同瘫痪。在穆宗势成不起时，近支亲贵中，当然私下议论过孰可入承大统，如为穆宗立嗣，则宣宗长孙贝勒载治之子溥伦当立，但载治原为高宗第三子永璋之后，所以溥伦实非宣宗嫡裔；而且慈禧亦根本不愿为祖宗立嗣，因为这一来两宫变成太皇太后，而穆宗皇后为太后；既通翰墨，复又淑德久闻，自具垂帘资格，此为慈禧必不愿见之事。

　　皇位的继承，不外两种方式，若非父死子继，就是兄终弟及。慈禧如果仍旧想垂帘听政，自须采用第二种方式。即为文宗嗣立一子，作为穆宗之弟，因而继位，其优先级首为惇王之子，次为恭王之子，复次始为醇王之子。醇王福晋为慈禧胞妹，如慈禧有越次以其妹之子继嗣文宗之意，则事先当有口风，而竟无有，真为意外之意外，予人之刺激殊深。由醇王的痛哭昏迷，去分析他的心理状态，先惊惶，后恐惧，骤为天子之父，恐惧不胜是正常的心态。

　　此时还有一个心怀恐惧，有大祸临头之感的人，就是王庆祺。果然，隔不了几天，湖广道监察御史陈彝，上疏痛劾。在此以前，京师已盛传一副谐联：“弘德殿，宣德楼，德业无疆，且喜词人工词曲；进春方，献春册，春光有限，可怜天子出天花。”奏疏中自不能公然叙穆宗失德，因而别摭王庆祺的劣迹，说同治九年，王庆祺之父王祖培，典试广东，在江西病殁，王庆祺奔丧至赣州，原应扶柩回籍贯；那知他居然远赴广东，以父丧为名去打秋风。当时督抚皆有所赠，但同时亦提出告诫，此举非礼所有，千万勿出门拜客，以免遭受物议。

　　同治十二年，王庆祺放了河南乡试的考官，闱后居然微服冶游，此事在开封知道的人很多。举此两端，其人品可知。

　　陈彝接下来又说：“至于街谈巷议，无据之词，未敢渎陈，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。”措词含蓄得体。结果王庆祺“即行革职，永不叙用”。

　　此外，总管太监张得喜等三人，以“遇事招摇，营私舞弊”的罪名，革职发往黑龙江给官兵为奴，特别指明“遇赦不赦”，此即导穆宗微行的罪魁祸首。至于内务府大臣贵宝、文锡亦均革职，虽说罪有应得，但处分于此时，却近似无妄之灾。

　　宫中的悲痛，尚不止于穆宗崩逝一端，文宗所宠的丽妃生一女，宫中号为“大公主”，产后天花，殁于除夕。病中恍惚，时有呓语，说是文宗特召，与先皇同行。文宗一子一女，同年同月，同因天花不治，爱新觉罗皇朝嫡系血胤，至此而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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