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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丈波澜的震撼

　　此案在京内外都引起极大的震撼。京中由恭王领衔，于七月十六日上“请皇上及时定志，用济报危折”，列名者共十人，恭王、惇王、醇王为尊亲；僧王之子伯彦讷谟诂、恭王妹夫额驸景寿、贝勒奕劻是御前大臣，文祥、宝鋆、沈桂芬、李鸿藻为大军机，举朝重臣，咸萃于此。原议“枢廷、御前”及师傅同上一折，结果师傅不列衔，主要的原因是，王庆祺根本即无进谏的资格。翁同龢日记中，于此事记得极含蓄，是他忠厚性格表现之一端。

　　公疏出于奕劻之手，而由李鸿藻大加润饰，谏劝之事凡六款：“畏天命，遵祖制，慎言动，讷谏章，重库款，勤学问。”折上以后，怕穆宗置之不理，因而恭王又特请召见，不许；再请始允。于七月十八日召见，长达两小时半。

　　据说当时的情况是如此：穆宗对此折不是置之不理，而是根本不看。直至召见时方始拆封，阅未数行便说：“我停工如何？你们还有甚么话说？”恭王答谓：“臣等所奏尚多，不止停工一事，容臣宣诵。”

　　于是将折中所陈六事，逐条讲解，反复指陈。穆宗老羞成怒，竟指着御座说：“这个位子让你怎么样？”大病初愈的文祥一听这话，仆倒在地，痛哭流涕，喘息几绝，穆宗命太监先行扶出。

　　接下来是醇王，亦是且泣且谏，至微行一条，穆宗还不愿承认，坚问何从传闻？醇王指出时地，怫然语塞。最后谈到园工，未能遽止；因为修园原为承太后之欢，当然不能擅作主张、说停就停，但允为转奏。

　　就一般的看法，殿廷之上有此激烈的诤谏，慈禧太后必当顾全大局，颁懿旨停园工，而竟毫无反应，且穆宗于七月廿一日复去视察园工。于是又有醇王及李鸿藻等人的进谏。

　　醇王之谏，朝士皆知，如《越缦堂日记》云：

　　“醇王三进见，以死要上，下停园工手诏，上益怒。”李鸿藻等人之谏，则不独当时隐秘，且后世亦直至民国五十八年，李鸿藻年谱出版，录有上两宫太后折底，方知其中委曲。折中论理与势当停园工之外，最后一段，透澈而切实，是真能洞悉宫廷积弊者。李鸿藻说：“在承办诸臣，亦明知工大费多，告成无日，不过敷衍塞责，内而寺宦，外而佞人，希图中饱，必多方画策，极力赞成，如李光昭者，种种欺蒙，开干进之门，启逢迎之渐，此尤不可不慎者也。”又说：“臣等以为与其徒敛众怨，徒伤国体，于事万难有成，不如及早停工，以安天下之人心乎？伏愿皇太后明降谕旨，停止园工，则皇太后之威德，皇上之孝思，均超越千古矣。”

　　此“臣等”自是“枢庭、御前”。折上留中，可知慈禧尚不愿停工。同时可想而知的是，慈禧可能有一种误解，重臣非反对修园，而是怕穆宗以视察园工为名而微行，因而必以此端相责。穆宗无可分辩，迁怒及于恭王父子，更扩及“枢庭、御前”，乃起极大风波。此为七月底之事，经过如下：

　　七月廿八日：穆宗召见恭王，复询其微行一事，闻自何人？以“臣子载澄”对。载澄长于穆宗，为京中第一阔少。穆宗以恭王责子轻、责人重，更忿不能平。

　　七月廿九日：穆宗召军机、御前及翁同龢。穆宗首责翁同龢，此次到京，何以无一语入告？翁同龢以此月中到书房才七日，而六日作诗论，无暇言及。因而以江南传闻面奏，并有人心涣散之语。穆宗又诟责言官，与恭、醇两王往复辩难，且有“离间母子，把持政事”之语。最后停园工、修三海而退。

　　至下午三时许，陡起万丈波澜，宫中发下朱谕一道：“传谕在廷王大臣等，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，每逢召对恭亲王时，语言之间，诸多失仪，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，降为郡王，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并载澄革去贝勒郡王衔，以示惩儆。”

　　此谕见诸官书所载，已有删节，原谕数恭王罪状，有“跋扈离间母子”，“欺朕之幼，奸弊百出，目无君上，天良何在”等语。文祥当然不奉诏，但请进见，不许；只好用军机独有的规制，以“奏片”申述意见，批复是：今日俱散值，明日再定。

　　是日尚有两道上谕，一为朱谕，将因李光昭案革职之崇纶、明善、春佑改为革职留任；一为军机“承旨”停园工，查勘三海地方，量加修理之“明发”。

　　七月三十日：召见御前及军机，将黜革恭王父子之朱谕发下。据翁同龢日记，召见“二刻许即下”，似无争论。孰知一波未平，又引起次日另一场大风暴。

　　八月初一：据翁同龢日记：“是日本四起，一军机，一钱宝廉，一宝珣（两人请安、请训者也），一六部堂官及阁学。俄顷，撤钱、宝及六部起，添召军机御前及臣龢。”特召六部堂官及阁学为所谓“大起”，乃非常之举。据越缦堂日记，知为非常之变：

　　今日有朱谕，尽革惇王、恭王、醇王、伯王、景寿、奕劻、文祥、宝鋆、沈桂芬、李鸿藻十人职，谓其朋比谋为不轨，故遍召六部尚书、侍郎、左都御史、内阁学士，即将宣谕。两宫闻之，亟止上勿下。

　　此为穆宗师辛酉政变之故智，打算彻底改组政府。所以激出其此种失去理智之行为的原因是，文、宝、沈、李四军机，已商定了一种大事化小的策略，两日三旨，停园工自然照发；崇纶等改革留之朱谕则搁置不发；黜恭王之谕，改而后发，将穆宗痛斥恭王之语，删节为“语言之间，诸多失仪”八字。原以为恭王由“世袭罔替”的亲王，降为非世袭而须降封的郡王，以及载澄革去郡王衔，则“杀人不过头点地”，穆宗应可消气了。

　　但穆宗却是另一种想法，他倒不在乎恭王是不是亲王，而是要宣布恭王的“罪状”，让天下臣民都知道恭王“跋扈离间母子，欺朕之幼，奸弊百出，目无君上，天良何在？”方能出得胸头一口恶气。结果改成因“语言之间，诸多失仪”而获严谴，彷佛罪轻罚重，恭王反像是受了冤屈。而且恭王父子的处分，一遇庆典，便可恢复，这类处置，完全是哄孩子的花样。因此，穆宗的气不但未消，反更急剧升高；加以崇纶等革留之谕，为军机搁置，则亲笔朱谕，竟成废纸，此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所谓“朋比谋为不轨”，即指此而言。

　　但穆宗实在是太幼稚了。此种举动无异蚍蜉撼树，两宫“亟止上勿下”的情形，如翁同龢所记：

　　（巳正归家）则苏拉送信被召，急驰而入……是日本四起……添召军机御前及臣龢；龢既未至，待良久，比入则两宫皇太后御弘德殿宣谕诸臣，念恭亲王有任事之勤，一切赏还。上侍立，亦时时跪而起奏，六刻毕。

　　又据吴汝纶日记，谓“见都下某官与某中丞书，言停园工之事”，其中三点与诸说有异：一谓黜恭王原谕，有“跋扈弄权，欺朕年幼，着革去一切差使，降为庶人，交宗人府严行管束”等语；二谓“逾日复草革醇王谕”；三谓“两宫垂涕于上，皇上长跪于下，谓十年已来，无恭邸何以有今日，皇上少未更事，昨谕着即撤消云云。”最后一点可信；前两点则与事实不符。

　　在这一场清朝开国以来所罕见的宫廷大风波中，穆宗及两宫太后，下逮“御前、枢廷十重臣”，以及内务府堂官等等，尽皆受创。唯一的例外是翁同龢，甚至可说他是此案中唯一的受益人。

　　弘德殿师傅，王庆祺不论，尚有徐桐；而两次召见，不及其人，独有翁同龢，可知两宫对翁，另眼相看。揆两宫之意，穆宗之荡检踰闲，王庆祺固为罪魁祸首，徐桐亦不得辞其咎。因为李鸿藻在军机时多，书房时少。翁同龢回籍守制时，曾荐林天龄以自代，林天龄本在上书房行走，为载澄的业师，说得一口“福建京腔”，常为载澄所戏侮，未几出任江苏学政，在弘德殿之日甚浅。惟有徐桐，负授读之主要责任，果能循循善诱，穆宗何至入于歧途？他在弘德殿的失职，最了解的是李鸿藻，李之援翁即足以充分显示对徐桐的不满。

　　翁同龢得李鸿藻的援引，看他的日记是很明显的。此数日所记，亦在在可以看出翁同龢踌躇满志的心态，如七月廿九日于穆宗与恭醇两王往复辩难，两王叩头申辩不已下记云：

　　臣龢进曰：“今日事须有归宿，请圣旨先定，诸臣始得承旨。”上曰：“待十年或二十年，四海平定，库项充裕时，园工可许再举乎？”则皆曰：“如天之福，彼时必当兴修。”遂定停园工修三海而退。

　　语气中俨然以正色立朝，一言可决大计的柱石之臣自居。又八月初一日记，谓“龢既未至，待良久”。彷佛已在必不可少的重臣之列。其下又记：

　　（两宫皇太后）并谕李鸿藻，传谕臣龢，讲书当切实明白，务期有益。

　　可知授读的主要责任，已落在翁同龢的肩上。在翁同龢，当然亦有掌握机会以自荐之意。日记中不言，而诗中却于不经意处流露，如“题潘伯寅万柳堂补柳图”第二首第一联云：

　　万事尽如栽柳法，一官难得看花时。（自注：君方左降，再入翰林。）

　　上句若谓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则正见得他心中放不开；下句慰潘左官，亦以自道朝朝入值，不得如翰林之萧闲，词憾而有自喜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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