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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圆明园李监督”

大规模的奏谏，姶于翁同龢回京以后的七月，李光昭“报效木植”案爆发以后。李光昭是广东客家人，寄居湖北汉阳，是个贩卖木材茶叶的小商人，自称曾经在安徽报捐知府。同治十二年冬天进京勾结贵宝等人，具呈内务府：“情愿将数十年商贩各省，购留各种巨木，价值十数万金，砍伐运京，报效上用，不敢邀恩，并请派员同运，沿途关卡，免税放行，颁发字样，雕刻关防，以便报运。”内务府大臣公议，颁发关防，政体攸关不可行；但报效木材，准其报明地方官，点明根数，报请督抚给照，免税放行。朱批：“依议”。不经军机，便算照准了。 　　这李光昭是个无赖，在湖北并有被控未结之案。及至奉旨准许报效木材，立即大肆招摇。鄂督李瀚章、川督吴棠均有密折揭发其人其事，但李光昭胆大妄为如故，最荒唐的一件事是，在香港以“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与洋商立约”，购买木料，并具呈内务府，说山中巨木，非一两年不能出山，恐误园工之用，特为亲自航海，购运洋木，价值三十万两，陆续将抵大沽口，请奏明派员点收。 　　其时贵宝等已经发觉李光昭的行径，大成问题，为了卸责起见，不肯派人验收，“请饬下直督就近派员，按该员所禀根件数目，验收造册，咨送内务府；一面由该督迅速设法运赴图明园工程处查收。” 　　七月初三，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真相：李光昭在福州由旗昌洋行经手，买法商木材三船，总值五万余银圆，言明到津付价，提货迟延，每日加船价五十元。李光昭付过定洋十元，所欠尚多，不但不能提货，且旗昌与法商分别提出控告，美、法两国领事，正向津海关道交涉中，法领事且请拘留李光昭，勿令逃走。 　　奏入，穆宗震怒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；同时注销“李光昭报效木植”案。八月十六日李鸿章覆奏，将勾结内务府的情形抖了出来，李光昭是由内务府候补笔帖式成麟的关系，认识了署理堂郎中贵宝，“伊思若到四川等省进山伐木，用工本银三千两，可报效值银一万两。旋向贵宝说愿报效十万两银木植，分十年呈交。经贵宝带见堂官，允令呈请核办。” 　　这段话中，李鸿章不愿得罪内务府，内幕还是有所保留的。李光昭之自愿报效，最大的目的是借此获得免税的优遇，挟带走私，三千两银子的木材，可售一万，利润两倍有余；而报效三十万两实际上仅费九万银子。至于贵宝之支持其事，当然亦不仅是为了园工，暗中还有合伙走私图利的密约。 　　李光昭出京时，成麟偕行，至湖北一打听，方知入山伐木，非三年不能出山，工本太重，于是改计至香港购洋木。李光昭原意是想找个人来垫本钱，结果事与愿违。而成麟急于想办好这个差使补缺，表示货到天津，他可以向亲戚借了钱来付货价。于是一面由成麟携带木样回京，呈报内务府；一面由李光昭改至福州购货。及至货到天津，成麟未借到钱，无法提货，致起纠纷。李鸿章追出原订洋文合同，“内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与洋商立约”字样。 　　在覆奏中，李鸿章定了李光昭的罪名：“该犯冒称园工监督，到处诳骗，致洋商写入合同，适足贻笑取侮，核与诈称内使近臣之条相合，自应按照诈传诏旨，及诈称内使近臣之律问拟。两罪皆系斩监候，照例从一科断，李光昭一犯合依‘诈传诏旨斩监候律’，拟斩监候，秋后处决。”李光昭奉旨“严行审究，照例惩办”，即为“钦命”犯，照例审明实情后，应解送刑部定罪；而径以一省刑名长官的资格，定为死罪，并不请示可否，且不照“诈称内使近臣律”而照“诈传诏旨律”拟罪，亦是为了回护内务府。 　　因为“诈称内使近臣”则成麟与其同办一事，会见洋商时，假冒身分，必然彼此抉隐，成麟即脱不得干系，归案并办，难免牵涉到贵宝及内务府堂官。故径以“诈传诏旨律”定罪，此系一人之事，不涉他人；事实上是不通的。洋商既非清朝皇帝的子民，并无遵奉诏旨的义务，即令“诈传”，亦无作用。翁同龢后来鬪不过李鸿章，即因李鸿章一直与内务府及中官维持着良好的关系；而翁同龢不屑措意于此之故。 　　由于李鸿章的维护，虽经御史参劾，内务府大臣及贵宝、成麟均有“革职”的行政处分；将“交通舞弊”的情节，轻轻放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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