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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作太后师

　　所谓“治平宝鉴”，是南书房及上书房翰林张之万（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状元，南皮）许彭寿（丁未会元，杭州）；及咸丰二年壬子三鼎甲宁波章鋆、常熟杨泗孙、苏州潘祖荫等，为两宫太后特编的“教科书”，采择“历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，其可为法戒者，据史直书，简明注释”，赐名“治平宝鉴”。并派两榜出身、语言清朗的大员及词臣六人，在帘前进讲。翁同龢在弘德殿行走后，亦被派此差。如同治五年三月十三日记：

　　是日进讲明太祖诏百官迎养父母者，官给舟车一节，皇太后问洪武为政，尚宽尚猛？及当时大臣为谁？具对毕；又问书斋功课，以十日来无戏言，而精神多倦对。两宫并云：皇帝起甚早，往往呼醒犹睡，天气渐长，其倦宜也。因对言，精神固宜聚，亦视机括如何？每遇读书窒滞时，或写字，或下坐，以舒展其气，机括动而读亦顺利矣。

　　翁同龢懂得调剂之道，比倭仁的道貌俨然、徐桐的疾言厉色，自然高明得多。因此，当李鸿藻丁忧坚请守制时，翁同龢便成了他的替手。

　　原来李鸿藻的生母与婶母两姚太夫人，是同胞姊妹，其叔早逝无子，以李鸿藻为嗣，婶母成为嗣母，病殁于同治五年七月初四。

　　当姚太夫人病危时，两宫太后及恭王等即大为紧张，预料要让李鸿藻夺情，必得大费一番口舌。同时两宫亦不断听人说起，倭仁的教法不佳，想乘此机会作一番整顿，所以在七月初三传谕，自七月初七起书房暂停，过了七月十二日慈安太后三旬的万寿后，再定复课日期。

　　七月初六，两宫在养心殿由醇王带领倭仁、徐桐、翁同龢三师傅进见。太后先表示，书房功课温熟书、上生书，以及背诵等等，应该三师傅轮替更替。又说倭仁年纪大了，可以稍为节省精力。因为倭仁负责最重要的上生书的功课，陈义过高，非小皇帝所能理解，所以有此讽示。

　　其次谈到李鸿藻丁忧，两宫太后打算照旗人的规矩，穿孝百日，仍在书房当差。非礼勿动的倭仁立即回奏：父母之丧三年，穿孝百日，夺情当差，于礼不合。问到徐、翁二人，少不得亦要遵循正论。话不投机，两宫太后只好不谈了。

　　第二天上午，由恭王召集会议，军机全班及三师傅外，另有醇王。恭王带来两件雍正朝朱轼、乾隆朝于敏中夺情视事的上谕，并传懿旨：“留李鸿藻实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弘德殿各位师傅公同商的一个妥当办法。”

　　于是倭仁讷讷然说理，大致是发挥李鸿藻原折中，“枢要之地，网纪攸关，辅导圣学，尤贵志行完粹之人，若自蹈愆尤，则进讲献纳之际，何以置辞”的道理。那知话未说完，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宝鋆，已经不耐烦了。

　　他说：“明朝迂腐方严之习，不切实际，料想诸公必不出此。今日之事，不在理不理，在诸公愿不愿。”

　　倭仁等人愕然。宝鋆竟是不愿讲理了，再要讲理，便成“迂腐方严，不切实际”。这番强词夺理，要驳他也还不易。

　　就这踌躇沉默的片刻。宝鋆故意当作大家已默认了，匆匆起身说道：“诸公皆无异议，覆奏吧！”

　　但是，即令倭、徐、翁三师傅同意了，亦归无用，因为夺情是李鸿藻的事，他人何能作主？而李鸿藻则已下定决心，即令课以抗旨之罪，亦不愿夺情。这也难怪他，康熙三十三年四月，李光地提督直隶学政时丁忧，特诏在任守制，李光地上疏请给假治丧，自道“往返九月，于本年十二月抵任，并日夜之力，岁科两试，可以看阅周详，报竣无误”。言官交章论劾，他的福建同乡，由三河知县“行取”为给事中的彭鹏，连上两疏，谓李光地“以三年之通丧，请为九月之给假，于礼则悖，于情则乖，于词则不顺”，接论有“十不可留”，请罚其不许赴任，不许回籍，“在京守制，离任终丧”，以为道学败露之耻。旨下竟如所请。李光地直至二十年后，始得回籍葬母。

　　清朝大臣夺情者，除李光地以外，还有朱轼、蒋廷锡、于敏中、孙嘉淦、梁诗正、王杰、以及后来的李鸿章。但夺情服官，甚么职务都可以担任，唯独不能负教化之责，因为不能为父母服三年之丧，本身即成不孝，又何以教忠、教孝？而况帝师之任，更异寻常；更何况李鸿藻亦是讲理学的人。只要他一松口，愿服孝百日后，回弘德殿当差，必然会遇到群起而攻的险局，遭致身败名裂的奇祸。

　　因此，虽有前后两道情词宛转的懿旨，而李鸿藻不为所动。第二次覆奏一上，两宫太后颇为不悦，特旨召见三师傅，与军机大臣展开“御前辩论”。

　　召见地点在养心殿东暖阁，御座西向，北面师傅，南面军机，雁行列跪，面半斜向上。这种召见的方式，是非常特殊的。

　　首先由慈禧太后发话，一开始即是困扰的语气：“何以还有这一个折子？”她以为不但两次上谕已经说得很明白，而且据宝鋆等人覆奏，三师傅都无异议，则李鸿藻何以还有第二次陈情的折子。

　　慈禧又问：“莫非大家不体谅上头的苦衷，还是别有意见？”接着开导：“如果一味拘礼，事就难办了。”而且以垂帘作譬，强调从权。

　　恭王与宝鋆相继发言，恭王指责倭仁等“不体圣怀，前后两议。”这是宝鋆的误会，三师傅根本没有同意李鸿藻夺情的表示，谈不到“两议”。这一点倭仁当然要辩，但他拙于口才，说了半天，辞不达意。

　　宝鋆始终未曾理会到讲理学的人，对夺情一事认为“贪位忘亲”，罪莫大焉，以为李鸿藻本不是不可商量的，只是倭仁等人唱高调，以致造成僵局。他说：“这种事全靠局中人疏通劝导，如果反唇相讥，岂非叫人难受？”

　　往复辩论，成一面倒之势，但并无结果，亦不可能有结果。一句话，三师傅不能为李鸿藻作主。散出来以后，醇王悻悻之态，现于词色。他的想法是弘德殿归他照料，三师傅如有意见应该先跟他商量才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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