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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德殿行走

清朝定制：皇子六岁入学。读书之处名为上书房，位于干清宫左前方，与右前方的南书房，遥遥相对。 　　咸丰十一年，大阿哥也就是后来的穆宗六岁，到了入学的年龄。前一年文宗即为大阿哥择师，命大学士彭蕴章等，在翰林中选人品素优，年在四十上下者奏闻。结果河南学政李鸿藻中选。他是直隶高阳人，字兰荪，咸丰二年的翰林。奉召抵京时，文宗已北走热河。十一年二月转赴行在，四月初七开始，为大阿哥授读。 　　下一年——同治元年，二月初二上谕，派祁寯藻、翁心存、倭仁、李鸿藻入直弘德殿，为皇帝师傅。祁寯藻是已退归林下的大学士，特诏复起，与翁心存都逾古稀之年；倭仁字艮峰，蒙古人，先世驻防河南开封，有名的理学家，时官工部尚书，年纪亦已六十以上。七岁的穆宗对这三位须眉皆白、道貌俨然的师傅，常怀畏惧敬远之心，因而独与四十三岁的“李师傅”亲近。 　　翁心存殁后，至同治四年二月，始命翰林检讨徐桐在弘德殿行走，补足师傅四位之数。徐桐字荫轩，正蓝旗汉军，道光三十年翰林，亦以讲理学起家，但人品不醇，性情偏执，学问亦有限，为十岁的小皇帝授读，学问还无关宏旨，那种偏执的性情，却让小皇帝常起反感。因此在弘德殿，仍是李鸿藻独撑全局的场面。 　　这年十一月，李鸿藻有难以兼顾之势了。事起于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李棠阶出缺。当时号称“同治”，所以军机处除恭王领班，及宝鋆、文祥两满人以外，汉军机大臣，籍贯上一南一北，南是江苏籍的曹毓瑛，北为河南籍的李棠阶。李棠阶出缺，必须就北方人中挑选递补，两宫太后看中了李鸿藻。 　　李鸿藻之中选，除了他本身的条件之外，当然也还有酬庸并鼓励他更尽心启沃的作用在内。因为如此，李鸿藻怕入直军机，便不能兼顾弘德殿，反违两宫的本意，所以奏请收成命；而奉懿旨“毋许固辞”，那就只有觅帮手代替之一途了。 　　这个帮手便是翁同龢。翁同龢在这年三月服满起复，授职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，同年六月升右中允；至是由李鸿藻的密保，以原衔在“弘德殿行走”。 　　清朝一向注重皇子教育，冲龄嗣君典学，更是一件有关国本的大事。更有一种情况，能令人戒慎恐惧，不敢所忽者，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帝系，已成单传，如不能将小皇帝教成一个守成之主，就会像明武宗那样，引起宗藩的觊觎之心，叛乱虽不可能，废立却不可不虑。因此，开弘德殿一事，郑重异常。 　　当时除了特派“老成端谨、学问优良”的两宰辅、一尚书会同李鸿藻教汉文以外，并派满洲大臣三员，充教清语的“谙达”。同时还有督课的亲贵，最初“老五太爷”惠亲王，“辈分最尊、品行端正、着在弘德殿常川照料，专司督责”。惠王薨后，这一差使由醇王担任。 　　此外尚有“伴读”之制，选取与穆宗年龄相近的亲贵子弟伴读，一则得切磋之益，再则便于师傅“指桑骂槐”，间接训责小皇帝。曾作穆宗同学者，先有惠王之子，穆宗堂叔奕详、奕询……后有恭王长子，穆宗堂兄载澄。 　　这是“人”的方面的部署；“事”的方面的规画，则有章程十五条，规定每日入学时刻，功课先后，教学原则等等。穆宗性情外向，心气浮动，学习情绪很不稳定，大致有李鸿藻在就比较顺利，其次则翁同龢，亦能使小皇帝就范。穆宗初期典学的情况，由翁同龢日记中，可以想见，如同治五年二月所记： 　　十七日：上读无倦容，无嬉戏，为今年第一日。 　　廿一日：卯正上至，读四刻接读满书，辰正还宫。巳初至，午正二刻毕。 　　廿五日：卯正上至。是日多戏言，龢与诸公切谏，读尚勤。未初二刻退。 　　照规定，正月初六开学；灯节休学四天，其余日子照常入学，而学习情绪直至二月十七日始能正常。宫中过年，繁华热闹，非民间所能想象。十一岁的小皇帝，久久不能收心，自可理解。 　　卯正为上午六时，读至八时（辰正）或七时半（辰初二刻）还宫，至九时许（巳初）复回书房，其间约一个半小时休息，除进早膳外，常有一项重要任务，即是“召见”。两宫问政，小皇帝并不参预，而召见大臣或放差缺官员“引见”，则须出席，因为识人是用人之始。 　　第一次到书房为“早功课”；二次复到书房为“整功课”。如有祭典之类须小皇帝亲临行礼时，则无“早功课”。翁同龢日记中，每以“膳前”、“膳后”作为第一次、第二次到书房的区分。 　　至于稽查功课，除惠王、醇王常川在弘德殿照料督责外，恭王亦不时到书房考查。两宫太后则以内外之别，从不到书房，欲向师傅查问小皇帝的功课，有两种办法：一是在养心殿召见；再是借师傅进讲“治平宝鉴”的机会，顺便查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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