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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非之地

　　弘德殿是个是非之地。是非之多，由于各有一股不平之气，形成了矛盾。首先是满汉之间的不平等待遇——满洲人一向轻师，称之为“教书匠”。但在宫中，自康熙朝开始，尊崇朱子理学，称之为“圣学”。康熙二十三年南巡回銮，驾临曲阜，躬谒孔庙，行三跪九叩的三献礼，为旷代所无。因而宫中上书房授读汉书的翰林，称为师傅。雍正朝更明定皇子入学礼节，师傅受揖，坐而授书。

　　教清文的满洲大臣，就大不相同了。称呼是满洲话，先叫“俺答”是音译，乾隆朝改译为“谙达”。授读时没有座位，也就是学生坐受而谙达立授。

　　这明显的歧视，每使得满洲大臣，愤不能平，因此而求外放，以期摆脱此一差使者，是恒有之事。加以醇王偏袒满人，但亦无法更改成例，使谙达与师傅平等，惟有在言语间杯葛师傅，为谙达舒气，这样于事无补，反加深了矛盾，常有纠纷出现，影响小皇帝的学习情绪。

　　其次是三师傅之间，亦未能和衷共济。徐桐对倭仁不满，每见于词色；翁同龢对倭执后辈之礼，凡事受教，但非心悦诚服。又次，是外在的其他冲击，影响了师傅的情绪，连带波及小皇帝，尤以倭仁为甚。

　　同治六年春天，首次爆发了新旧之争。新派以恭王为领袖，助之者宝鋆、文祥及形似“坐办”或“提调”，本缺为兵部尚书的总理大臣董恂。旧派则奉倭仁为盟主。同治九年冬天，恭王因上海、福州先后设立机器制造局及造船厂，须造就高级技术人材，应从知识分子中选拔训练，因而奏请于同文馆内添设分馆，招考优秀举人入学肄习天文、算学，奏折中有辟疑之语：“匠人习其事，儒者明其理，理明而用宏焉。今日之学，学其理也，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，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。”原已说得很清楚，无奈旧派不是这么想。

　　当时有一副谐联，攻击其事：“鬼计本多端，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；军机无远略，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。”此“鬼”者“洋鬼子”，亦即“异类”。设同文馆时，仅由军机处奏请钦定，并未交内阁及六部九卿公议，故谓之为“小朝廷”。这副谐联只强调从洋人习天算之非是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，怕将四民之首的“士”贬为第三等的“工”。原奏章程六条之外，又以“翰林院编修、检讨、庶吉士等官，学问索优，差使较简，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，程功必易。又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官、举人、五项贡生，事同一律，应请一并推广招考”，则不仅招致反感，且以近乎公愤。翰林院储才出宰相之地；五品以下京官则包括部员及“中行评博”在内；外官则包括同知、州县在内，都是负实际行政责任的中坚分子，竟使之习工匠之所事，何能甘心？

　　因此，朝士都是怂恿倭仁发难，驳恭王之议说：“窃闻立国之道，尚礼义不尚权谋，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，今求之一艺之末，而又奉夷人为师，无论夷人诡谲，未必传其精巧，即使教者诚教，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，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。天下之大，不患无才，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求，博采旁求，必有精其术者，何必夷人？何须师事夷人？”

　　此奏一见“宫门钞”。争相走告，传诵一时。恭王的办法，本嫌操之过急，皆在观望之中；此奏一传，相率裹足。恭王、宝鋆等人，大为光火，复又记起李鸿藻夺情之事，误会倭仁作梗，新恨旧怨交集，决定采取“拖人落水”的策略。

　　在此以前，先有一道上谕，倭仁既奏，“天文算学，博采旁求，必有精其术者，可即酌保数员，另行择地设馆，由倭仁督饬讲求。”已是有意作难。倭仁只好覆奏：“意中并无其人，不敢妄保。”

　　过了两天，忽然降旨：“大学士倭仁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”倭仁跟翁同龢商量，恳请收回成命，当然不准。找恭王去交涉，话不投机，几至拂衣而起。

　　于是倭仁奏请“面对”，想求两宫体谅他的处境，也就是保全他一生做学问，严夷夏之辨的立场。他的词令如何敌得过恭王，在两宫帘前，恭王拿话挤他，大致是为人臣者，苟利于国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；如果只是为了保全一己的声名，不顾国家，此岂是讲道学的本意？倭仁无辞以对，只好受命；而内心郁抑难伸，授读时竟至失态。翁同龢同治六年三月廿五日记：

　　是日倭相请面对，即日召见，恭邸带起，以语挤之，倭相无辞，遂受命而出。倭相授书时，有感于中，潸焉出涕，而上不知也，骇愕不怡良久。

　　倭仁实在不宜于当师傅，既不擅于言辞，又深入而不能浅出。小皇帝上他的课，感觉中是在受罪。如因事不能入值，由翁同龢代课，则每每一切顺利。这种情形，为两宫及恭王所深知，但却无法改革。当倭仁一再请开缺，上谕一再给假，至第三次再请开缺时，有旨：“倭仁不必给假，一俟气体可支，即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，其余一切差使，均着毋庸管理。”留弘德殿的差使，实际上是顾全倭仁的面子，如果一切差使都撤，则与开缺无异。然而这一来，却又耽误了小皇帝的功课。

　　倭仁是七月初销假的，仍旧上生书，并讲孟子。这年夏天亢旱，七月里的“秋老虎”更厉害，读书的情况本不甚好；倭仁一回弘德殿，更见艰涩，而且极不愿聪倭仁讲孟子，因为一讲便是一顿教训，即使不是明指，在小皇帝听来，处处都是在说他，自然大起反感。加以徐桐常常会“大动声色”，使得小皇帝视书房为畏途。翁同龢八月初三记：

　　内监传懿旨：功课不得减，如不完，携内再读。满书不能认字，尤切责。

　　“满书”独立的符号称为“字头”，切“字头”而成音，即为口语，如“字头”亦不识，则一切无从读起，是故“切责”。初六又记：

　　是日醇邸召见，至书房传懿旨，命上勤读。屏予等出，跪奏良久。

　　其实，小皇帝之不肯用功，两宫特别是生母慈禧太后要负很大的责任。小皇帝的资质，并非不佳。陈寅恪在清华大学，曾以“对对子”测验学生的程度，以此作标准而论，穆宗在十一岁时便已及格了。“对对子”是从两言开始，第一次师傅说“敬天”，应声而曰“法祖”。

　　本来“敬天法祖”为爱新觉罗皇朝的家训，已成为成语，犹不足为奇，但三言以“大宝箴”对“中兴颂”；四言以“寒山红叶”对“秋圃黄花”；“细柳屯兵”对“长杨校猎”，不仅平仄相协、字面工整，且知时序及用典，十一岁的小学生有此成绩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至于待人接物，知道翁同书是翰林；对翁同龢称其父，只道姓不提名，礼节上颇知分寸，求诸寻常小学生，亦不可得。

　　谈到慈禧要负的责任，即在“家庭教育”有问题，而本身的好尚，又影响了家庭教育。自洪杨平后，慈禧渐习于逸乐。同治六年正月，巡幸诸王府，张宴设乐，每至傍晚方始回宫，因言路颇有谏劝，慈禧改在宫内演戏，一月两次，每逢朔望，在“西六宫”北面的漱芳斋开锣，除“升平署”太监所演的昆曲以外，亦传民间名伶演出皮黄。先只是临时性的征召，到了光绪九年，始正式有“内廷供奉”的名目。

　　漱芳斋演戏，大致是在两宫召见臣工已毕的巳末午初。因此，逢到初一、十五，小皇帝“读必爽利”，为的是早早赶完了功课，漱芳斋颇有乐事。但到第二天，亦即是初二、十六，读书的情形，坏的日子多，好的日子少，原因亦就在前一天过于兴奋疲劳，至次日精神尚未恢复。

　　文宗精于音律，慈禧亦好戏剧，穆宗受父母的遗传，而且少年必喜热闹，所以漱芳斋一月两回演戏，在他是梦寐以求的大事。这方面所予穆宗的影响，至为重大，即以彼时而言，与小皇帝作游伴的小太监，在御花园“练功”“翻跟斗”而摔死者，就有不少。

　　其次是慈禧太后的督责过严，一味呵斥而缺少鼓励，这情况就跟在书房中由倭仁、徐桐授读一样；与李鸿藻、翁同龢教导时，感受完全不同。慈禧亦不大理会穆宗做“皇帝”的工作负担，有时传懿旨减少功课，多半是出于慈安太后的面谕。在宫中，小皇帝乐于亲近嫡母；畏见生母，亦正如在书房亲李、翁，畏倭、徐，原因都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慈禧昧于此，以致母子之间造成极大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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