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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仇初起

　　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，文宗崩于热河，发生政变。恭王与慈禧太后一方，大获全胜，被称为“三凶”的肃顺毕命于菜市口，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赐帛。肃党获咎，相对地为肃顺所排斥者，皆得复起。翁同龢是年十一月十四日记：

　　上谕：翁（心存）自陈衰病，恳辞管理部务一折，翁（心存）着仍管理二部事务，遇有该部应行引见人员，加恩免其带领，一切应派差使，免其开列衔名以示体恤。

　　其时翁心存还有一件深慰老怀的事，长子翁同书自安徽回京。早在咸丰十一年正月，即有上谕：翁同书着开缺回京，另候简用。而迟至一年以后的同治元年正月十六，方能到京。父子兄弟，睽隔二十年之久，相见几不相识。翁同龢日记中，有“堂上喜极涕零”之语。

　　那知不到十天工夫，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严劾翁同书的奏折已经到京，大要如下：

　　一、咸丰八年七月，翁同书自庐州退守定远。至九年六月，定远沦陷，文武官绅，殉难甚众，惟独翁同书逃往寿州。

　　二、在寿州，翁同书倚恃团练苗沛霖，屡疏保荐，养痈贻患，绅民忿恨，因而有孙家泰与苗沛霖仇杀之事。其后苗沛霖围寿州，翁同书竟杀沛霖的仇家，寿州绅士孙家泰、蒙时中、徐立壮，希望解围，而围仍未解。

　　三、寿州既破，苗沛霖杀戮甚惨，翁同书因“通苗”而得脱身。不但不能殉节，反具疏力保苗沛霖之非叛，而且先则奏称“苗练入城，并未杀害平民”，继则奏称“寿州被害及妇女殉节者，不可胜计”，已属自相矛盾；且上年正月奏称“苗沛霖必当诛剿”；九月寿州城破，则又力表苗沛霖忠义，前后两疏，判若天渊。“颠倒是非，荧惑圣聪，败怀网纪，莫此为甚。”

　　原奏中最厉害的是这一段话：

　　军兴以来，督抚失守逃遁者，皆获重谴。翁同书于定远、寿州两次失守逃遁，又酿成苗逆之祸，岂宜逍遥法外？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，饬下王大臣九卿，会同刑部议罪，以肃军纪，而昭炯戒。

　　上谕如曾国藩所请办理。翁同龢其时正由易州西陵差毕回京，途中接到消息，疾驰回京。正月廿六日记：

　　申初抵家，三兄谈笑自若，但言局外人不知其难耳。傍晚北城兵马司指挥张鸿来，持刑部安徽司票，令即日赴部。夜诣修伯。

　　朱修伯（学勤）其时已因曹毓瑛升任军机大臣，接替曹的原差而为“达拉密”。翁同龢夜访，自然是求援。次日又记：

　　未明起，许滇生师……朱敏生先后来。程容伯、方子颖来，颇有议论。巳正，余与松侄随三兄到部，先于关帝庙少坐，旋到当月司递亲供，当月司不受，遂诣安徽司呈递，主稿张竹汀 （沄）受之。……入北监东向小院，南房两间，尚洁。晤提牢姚子祥，同狱郭姓、伊姓。五兄亦到部。自古贤人君子，忠臣义士，蒙难受辱于丛棘中者多矣。周视圜扉，为之浩叹。

　　翁同书的“蒙难受辱”，实为咎由自取。曾国藩原奏中的所谓“酿成苗逆之祸”，实际上是被劫持而身不由主。“苗逆”者，凤阳秀才苗沛霖，阴鸷慓悍而知兵略，以办团练起家，官至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衔，但从未到任；而且暗通洪杨，受封“秦王”。咸丰十年十一月，苗沛霖因与寿州绅士徐立北、孙家泰等结怨仇杀，在颍上劫掠炮船饷银，通款于洪杨的悍将陈玉成。其时湘军正全力进取安庆；捻匪亦甚猖獗，所以翁同书极力主张安抚苗沛霖。结果是越纵容，越跋扈，终于公然反叛，围攻寿州。九月二十六日风雨之夜破城，杀戮甚惨。

　　而翁同书在苗沛霖劫持之下，为之致书专责剿捻的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，说“苗练进城后，未肆杀戮，衙署仓库监狱，均未损伤，且进谒城内各官，婉言请罪，尚知顾惜名义”。又说：“苗沛霖止求辨明曲直，并非叛逆，仍愿剿贼立功，所属练众，亦一律薙发。”这是苗沛霖的缓兵之计，为朝廷所深知；翁同书既为劫持，言不由衷，亦朝廷所深知，只以嗣君新立，力求政局安定，不愿深究，所以翁同书在新任巡抚李续宜接事后，安然抵京，听候简用。不道曾国藩上疏严劾，朝廷倚曾为长城，且以“肃军纪”为言，自然不能不照所请，“革职拿问”；连带袁甲三亦“交部严加议处”。

　　翁同龢正月廿九日记：

　　申正晤宋公，乃知今日集议。贵臣言：“定远一事，已有谕旨，不必再论矣。惟寿州亦系城池，律有明文，不能贷也。”周相国曰：“阅某亲供，交卸久矣，然则虽系失守，实无守城之责。似应于折内声明，并将亲供呈览。”宋侍郎曰：“苗练此时剿乎，抚乎？”邸曰：“未定也。”曰：“苗入城时乃川北道，而翁某则已卸事之巡抚，且抚局未定，则翁某之不死，实冀挽回大局，其情可谅。”邸唯唯。张侍郎亦争数语，余皆默然。桂相国则直以司官接亲供为多事矣。闻定稿时皆如周相国所云。入城诣三兄处；薄暮归中街，甚郁郁。

　　“朱公”即“宋侍郎”，谓工部侍郎宋晋；“贵臣”殆指惠亲王；“周相国”为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，河南商城人，嘉庆二十四年进士；“邸”则必指恭亲王；“张侍郎”为刑部侍郎张锡庚；“桂相国”指桂良，早在咸丰五年即已入阁拜相，为恭亲王的岳父。

　　归纳周祖培及宋晋为翁同书辩护，应无责任的理由共三点：

　　一，翁同书已卸巡抚之任，则无守土之责。
　　二，苗沛霖破寿州时，犹是川北道的身分，即不能引用盗匪攻打城池的律例。
　　三，朝廷安抚苗沛霖，正在招降之际，如翁同书殉节，朝廷势必追究致死之由，苗沛霖不得辞其咎，则唯有剿捕归案，破坏了将成的抚局。

　　这三点理由都可以说得过去。宋晋之辩，尤为有力，但于事无补。翁同龢二月初六日记：

　　是日王大臣等议上罪名，比照“统兵将帅守备不设，为贼所掩袭，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”律，拟斩监候。执法者如是周内，真无如何矣。夜得修伯书，知依原议……夜耿耿不寐。

　　这在翁家，当然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。朝廷殊无意杀翁同书，但曾国藩方在整饬军纪之际；而朝廷畀曾以“节制五省军务之命”，倚任之专，前所未有，不能不尊重他的职权，按律拟罪。因此，翁同书之被极刑，全因曾国藩一疏严劾所致。而此疏之属稿者，据郭则澐“十朝诗乘”记：“或传湘乡论劾疏草，出李文忠手，翁李不协由此。”此说可信，其时李鸿章正复回曾幕，在安庆筹组淮军援苏。

　　为了安慰翁心存，朝廷亦颇具苦心，先是派翁心存在弘德殿行走，授皇帝读，此是为翁同书将来“勾决”时，推帝师之恩开脱作张本。次则翁同爵京察一等，引见后记名以道府用；翁同龢则两得考差，春闱充房考，秋闱放山西正主考。凡此皆为作弥补之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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