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烽火闲情

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，八月初八，文宗听从肃顺的建议，避往热河，留恭亲王在京议和。二十二日英法军占领圆明园，大掠后付之一炬。九月十一、十二两天，恭王与英法分别签订和约，半个月后，撤兵退出北京，地方秩序，渐次恢复。 　　翁同龢全家，包括翁同书的妻儿、翁同爵及诸子在内，事先分往三处避难。翁心存住房山；翁同龢则往来房山及京师之间，照料京寓，打听消息。十月十一日，迎父母回京。甫得安居，便有闲情。翁同龢此时日记中，逛琉璃厂访书的记载，随处可见： 　　十月二十日：见伯寅所藏《茶录》、《姜避碑》二帖，皆淀园散落者也，索值甚昂，且留之以待珠还耳。得《花间集》宋本。 　　“伯寅”即潘祖荫。他是南书房翰林，文宗驻海淀圆明园时，例须随扈，值宿之处，即所谓“淀园”。圆明园被掠，“淀园”亦不免，以致潘祖荫携去观玩的两帖，散落坊间。“索值甚昂，且留之以待珠还”者，谓无力购致，暂且留阅，以便潘祖荫得有“收回”的机会。但潘祖荫此时境况颇窘，辜负了翁同龢的一番好意。 　　每逢动乱常是文物散失、易主的时候。除了劫火以外，世家旧族为了生活的压力，或迁徙避难，摆脱累赘而让售书籍古玩的情形，亦常有之。而旧的收藏家没落，就必有新的收藏家兴起。翁同龢之逐渐成为有名的收藏家，即始于此时，但力量不足，每有怏怏之意，如十一月十三日记： 　　修伯以书目见示，云是燕庭先生家物，书凡数百种，多宋人集并金石地理等书，索五百金。得书目七十七本于三槐堂书坊，亦刘氏物。 　　“修伯”谓朱学勤，杭州附近的塘栖人，早翁同龢一科成进士，由户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，咸丰八年入直。军机章京向分两班轮值，领班以清语称为“达拉密”，其时由曹毓瑛、焦佑瀛分任。曹以肃顺非军机大臣，而视军机章京如僚属，心不能平，以致相忤。 　　焦佑瀛字桂樵，天津人，外号“焦大麻子”，一味谄事肃顺，故肃顺护文宗出狩时，召焦佑瀛相从，荐为“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”，此班达拉密由吴兆麟充任；曹毓瑛所领一班留京，翌年往热河接替。朱学勤为曹毓瑛一班的要角，以曾为翁心存属下，故与翁同龢颇为接近。 　　刘燕庭名喜海，诸城人，乾隆朝大学士刘墉之孙，富藏书，虽不逮聊城杨氏，亦颇知名。道光末年任浙江藩司时，以“风雅好古”为巡抚吴文镕所劾。刘氏后人托朱学勤售书，书存三槐堂，翁同龢特往遍观，欲购而议价不成，只零星购得十余种；当是重出之书，故“价极廉”。 　　此外，如以五两银子购得淳化阁帖十册，以“白金二两余”购得董香光所临“阁帖”等等，皆特书于日记。大江南北，烽火漫天，而京官的闲情逸致，丝毫不受影响。及至翁同书之狱起，翁同龢创巨痛深，更畏作外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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