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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三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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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陶澍主张只将他充军新疆,蒋攸铦亦同意了,会衔出奏,但他另外加了一个“单衔附片”,说黄玉林桀骜不驯,反复无常,怕他到得发配的新疆以后,复又潜回,致生后患,请密饬陶澍,即行处绞。 这一单衔密奏,惹得皇帝大发雷霆,将蒋攸铦办理此案,种种不善,痛斥一顿。除了命陶澍将黄玉林即行正法以外,又说:“朕综理庶政,光明正大,一秉至公,蒋攸铦办理此案,事前既无主张,事后又复苟且,以大学士膺封疆重寄者,固应若是耶?着交部严加议处。” 其时蒋攸铦已交卸了印务,启程回京,走到山东地方,接奉廷寄,才知道部议革职,皇帝加恩以侍郎降补并补为兵部左侍郎。 蒋攸铦以大学士而降谪为二品侍郎,认为奇耻大辱,而公许为文武兼资,中外大臣中第一流的人物,遭此下场,一世英名,付诸流水,更觉伤心悔恨,他的身子本不算太好,经此打击,以致卧病在山东的驿舍,医药罔效,竟致不起。 第四章 噩耗传到江宁,新任总督陶澍,感念他在川东道任上,由蒋攸铦的识拔,保举为治行第一,方受皇帝特达之知,而有今日;近年共事,又处处受他的推重提挈,感念知己,特派一名候补道员,到山东照料治丧,并在江宁佛寺设奠,痛哭了一场。 紧接着,迎到两位钦差,一位是兵部侍郎“红带子”觉罗宝兴,他是副手;主要的是户部尚书王鼎。 王鼎是陕西蒲城人,乾隆末年进京会试时,他的族人,清朝陕西人第一个状元王杰,以东阁大学士充军机大臣,名位在和珅之次,想罗致他入门下,王鼎以受援引而进身为耻,坚决辞谢。王杰最重气节之士,预言:“看你的品概,他日名位一定不下于我。” 他是嘉庆元年的翰林,以文字受仁宗特达之知,嘉庆二十三年,以刑部侍郎兼管顺天府府尹事,仁宗在召见时说:“我本来想放你出去当督抚,管顺天府尹虽是外任,仍旧在京,以便差往各省查办事件。”从此经常奉使在外,每一回查办事件,复命都很圆满。 当今皇帝接位以后,也像仁宗一样格外重视查办大员的忠诚可靠,因为和珅当权时,派出去查办的大员大多仰承他的意志,并不能查明真相,因此高宗自以为英察,其实仍受蒙蔽,但也幸而有像钱澧那样刚直而又有手段来对付和珅的人,将几件大案查得水落石出,朝廷纪纲才得勉强维持不坠。 查办大员真正是皇帝的耳目,也是真正能使皇帝的威权,充分发挥的关键人物,这一层道理,当今皇帝倒是完全领悟到了的。 十年以来,王鼎查办过好几件大案,有的是查重于办,有的是办重于查,查办两淮盐务积弊,即是办重于查,主要的是要有一个整顿两淮盐务的办法。 本来两淮盐务,设有专责官员,就是盐政。这个职位由巡盐御史演变而来,御史巡查是明朝的制度,权柄极大,最烜赫的是巡按御史,就指定的巡查地方,自稽察官吏至访求民隐,管的事极多,小事立即裁决,大事亦不妨先作处置,随后奏报;官吏不法,罪至于死者,可以凭借皇帝所颁的“尚方剑”,先斩后奏。入清以后,已无巡按御史,因为早在前明末年,巡按御史已改成常设久任的巡抚了。 巡盐御史改成盐政,演变之始在康熙六年,其时巡盐已失催课缉私、调节产销的原意,成为一项有名的好差使,既然如此,不必由御史巡查,所以一年一轮的盐差,改派六部司员,成为一种奖励。到了康熙十二年,兼差内务府司员,曹雪芹的祖父曹寅,就是因为与圣祖有特殊的渊源,以内务府司官的身分,除了江宁织造以外,兼获盐差,而且一年一派,连续十年之久,只看曹雪芹在他的书中所描写的繁华景象,便可知巡盐是怎么样的一个阔差使了。 及至雍干以后,巡盐变成专差久任,于是而有盐政这个正式的官称。淮南淮北的盐官,有管盐场的、有管运输的、有管税课的、有管稽察的,皆归从三品的盐运使管辖,而盐运使则“听于盐政”。但王鼎及宝兴这两位钦差,并不到扬州去找两淮盐政福森,而是到江宁来会晤两江总督陶澍。 江督于盐务的责任有二,一是缉私,因为盐枭走私,攸关治安,总督身负保障一方安宁的重任,所以不能不管;二是官督商销,此由于清朝的盐制,袭自前明的纲盐制,亦即是认定地方销盐的包商制,如果额定的官引销不足额,盐课收入便会减少,所以定出“官督商销”的办法,以补不足,此一“官”在两淮便是两江总督。 不过这还不是根本原因,主要的是,陶澍在川东道任内整顿盐务,成效卓著,而在江苏巡抚任内即有改革盐务的建议,而皇帝对他的才干,极具信心,所以指示王鼎到江宁跟陶澍商办。 两位钦差到得江宁,由江宁将军领头,率同全城文武迎入接官亭,请了圣安;随即簇拥至总督衙门西花园赴宴。酒阑戏散,已是起更时分,送至公馆安置。 钦差的公馆打在三山街大功坊的瞻园,此地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中山王徐达的故居,颇饶池台花木之胜;“办差”照例是首县上元县的事,这位上元县令姓金,办事特别巴结,将铺盖亦搬了来,打算留宿在瞻园,以便昼夜照料。王鼎听得此说,甚感不安,将金县令请了来,当面道谢,请他回府,同时也作了一些要求,或者说是告诫。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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