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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三六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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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年春天，日本外务省委派三个人到中国调查秘密结社及社会情形。这三个人是平山周，可儿长一，还有一个就是宫崎寅藏。 启程前夕，宫崎寅藏忽然病了；只有平山周与可儿长一出发。到了上海，在虹口的日本书店里买到一册Kidnapped in London；细读之下大为欣快，对孙逸仙倾倒备至。他们的工作既是要调查中国秘密结社的情形，那末创立兴中会的革命领袖孙逸仙，自是第一位的访问目标。两人经过一番商量，一致同意，专程赶到香港；等候孙逸仙由伦敦东归时，托人介绍见面。 留在日本的宫崎寅藏，则结识了陈少白；是由退职的海军大尉、在中国北方居住多年的曾根虎所介绍的。 从陈少白口中，宫崎寅藏了解了兴中会的志趣及孙逸仙的生平，同时也有机会读到了“伦敦被难记”。宫崎热情奔放，禀赋着强烈的“武士”的气质，心目中以孙逸仙为不世出的英雄，渴求一见，因而此时的兴奋，是难以形容的；只见他的视线始终萦绕着孙逸仙，那样盯紧了看人是不礼貌的，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。 孙逸仙也从陈少白的信中，得知有宫崎寅藏其人。也知道他两个名叫弥藏和民藏的哥哥；弥藏病逝不久。这一谈，使得宫崎更感亲切；不过，这初次相见，到底不是故人话旧，所以经过短短的寒暄，宫崎直接了当地提出了他的问题： “孙先生以中国的革命为志业。我很想能了解革命的宗旨，以及方法手段。” 孙逸仙略为想了一下，从容答道：“我以为人民的自治，为政治的极则；所以在政治精神上，赞成共和主义。此非革命不足为功。爱新觉罗氏掌握中国政权两百余年；愚民的方法、剥削的手段，相当巧妙。但是，良田好山，不自珍惜，任由列强予取予求。既然如此，就必须我们汉人来光复旧业而自保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虽然广州起义，遭受顿挫，决不会让我灰心。” 接着，便引经据典地谈三代文明之治，就是共和政体精神之所寄；用来驳斥共和政体不适宜于中国的说法。由于他的说理清晰深刻，而神态在庄严肃穆之中自然流露出悲天悯人的伟大胸襟，因而很快地便赢得了宫崎的全心倾倒。 于是由于宫崎的引接，平山周和可儿长一亦得偿愿望，结识了孙逸仙；每日相聚，纵谈竟夕，谈话越谈越深，越谈越密；交谊也越交越深，越交越密。 这样便水到渠成地有了进一步的行动；预备对孙逸仙作实质上的帮助。 ＊＊＊ 孙逸仙在日本的处境很艰困，主要的是因为他为满清政府悬重赏购捕的“乱党”；华侨既恐惹祸，不敢跟他往来，兴中会在日本亦还没有切实的基础，得不到多少助力。宫崎等人认为孙逸仙要想在日本发展革命势力，第一、不能局促于横滨一隅之地；第二、要在日本觅得一位有力的居停，一方面能解决他的居留及生活问题，一方面可以介绍他广结名流，增强地位。 这位居停，现成有人：犬养毅。 犬养毅字木堂，是日本改进党的首脑。当时民党初握政权，成立松隈内阁；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伯爵有个运筹帷幄的幕后人物，就是犬养毅。当松隈内阁成立时，他对大政方针提出这样一种看法：“内政问题，任何人均能处理，棘手是的中国问题，所以确立对华政策，现为内阁的当务之急。”以后宫崎、平山、可儿的受外务省委托，调查中国秘密结社情形，即出于此一看法所产生的行动。 犬养本人，正在“养望”之际；他的境况并不宽裕，但门下食客上百，可儿长一就是其中之一。不过对孙逸仙是以上宾之礼相待；特地关照平山周，为孙逸仙先觅一个妥善的居处。 为了便于观光，平山周决定将他安置在闹区的旅馆；投宿于日比谷公园附近的“对鹤馆”。当然不能用真姓名，平山周想到对鹤馆对面中山侯爵的“邸标”，便信笔写上“中山”二字。 中山是姓，名字呢？孙逸仙自己添上一个“樵”字；意思是要把中山二字拆开，解释为“中国山中的樵夫”。 犬养对孙逸仙颇为敬爱，除了找到九州煤矿矿主平冈浩太郎，一力担负他的生活费用外，同时为他介绍认识了许多政界名流，大隈重信、大石正己、尾崎行雄；还有许多在野的志士，最重要的一个，是出于“武士”所蜕变的“玄洋社”、又名“黑龙会”的首脑头山满。 相处既久，犬养毅邀请孙逸仙移居他家；在牛込区马场下町的犬养家，靠近清国公使馆，自然不甚安全。为此，犬养毅在早稻田鹤卷町，租下了一幢花圃占地七百坪的豪华住宅；邀孙逸仙与平山周、可儿长一同住。到了秋天，并且为他取到了东京府所签发的正式侨居证。 在横滨的会务，由于孙逸仙的鼓励督促，渐有起色了。 当陈少白在横滨时，曾提议创设一所学校，教育华侨子弟。冯镜如深为赞成，着手募款建校；及至陈少白离日赴台，筹备工作形成停顿，此时由于孙逸仙的指导，方始重新积极进行，并定名为“中西学校”。 不幸地，由于陈少白在孙逸仙未到日本以前的一封信，这所侨校，竟转入康有为的保皇会手中。陈少白的那封信是写给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的，延聘他赴日担任教席。其时梁启超正在湖南时教学堂任教，因而介绍他的同门徐勤承之。 徐勤初到日本，对孙逸仙颇为尊敬。孙逸仙一向推诚待人，认为康有为讲学甚久，徐勤是康门弟子，在这方面有经验、有办法，订立课程，延聘师资，在在都可获得方便，所以寄以充分的信任，让他担负建校的主要责任。 谁知徐勤大权在握，面目尽露，首先将校名由“中西”改为“大同”——这是康门学说的一个“标志”；接着竟教唆学生，预备拒绝孙逸仙到校。 孙逸仙并不生气；付之一笑而已。 ＊＊＊ 在东京住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；光绪二十四年盛夏，孙逸仙由东京复回横滨。因为日本政府收回了“治外权”，外侨可以自由居住；而横滨毕竟是华侨的集中地，欲求发展，自以此地为宜。 一到横滨，孙逸仙便展开了一个极重要的行动，派遣宫崎和平山周到中国，联合各派举义；主要的目标是康、梁一派的保皇会，和长江、珠江两流域的会党。平山往北，宫崎往南，在北京和广州两地展开活动。 其时正为康有为一派得意之日。光绪皇帝决定变法，新旧两党，也就是皇帝与太后各自领导的一党，势如水火；尖锐冲突的发端，是在四月二十三所下的“定国书”一诏： ＊＊＊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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