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破天惊(37)_高阳

三七

　　钦奉上谕：数年以来，中外臣工讲求时务，多主变法自强，迩者诏书数下，如开特科，裁冗兵，改武科，创立大小学堂，皆经再三审度，筹之至熟，始定议施行。惟是风气尚未大开，论说莫衷一是，或狃于老成忧国，以为旧章应行墨守，新法必当摈除，众喙晓晓，空言无补。至今日时局如此，国势如此，若仍以不练之兵，有限之饷，士无实学，工无良师，强弱相形，贫富悬绝，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。朕惟国是不定，则号令不行，极其流弊，必至门户纷争，互相水火，徒蹈宋、明积习，于实政毫无裨益，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，五帝三王不相沿袭，譬之冬裘夏葛，势不两存，用是明白宣示，尔中外大小诸臣，自王公以及士庶，各宜努力向上，愤然为雄。佩圣贤义理之学，采其根本，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，以救空疏迂谬之弊，专心致志，精益求精，毋徒袭其皮毛，腾其口说，始可化无用以成通权济便之材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，尤应首先课学，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，所有翰林院编修，各部院司员，銮仪侍卫，后补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，八旗世职，各员武职后裔，其愿入学堂者，均准其入学肆习，以期人才辈出，宏济时艰，不得敷衍因循，徘徊援引，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，将此通谕知之。钦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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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于是慈禧太后先发制人，将黄帝的师傅，言听计从的翁同龢逐出京，回江苏常熟原籍；起用光绪初年就当过军机大臣、因案罢职闲居在杭州的王文韶；而最重要的是派她的心腹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先紧紧抓住兵权及京畿地区的控制权。

　　新旧斗争自此日甚一日，到了七月间，发展出一个新的高潮，礼部主事王照条陈新政，照规矩必须由“堂官”，也就是各部的尚书、侍郎代奏，而礼部满汉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骙怕触怒慈禧太后，不肯上达，而怀塔布则更奏请处分王照，结果皇帝降旨，将礼部满汉六堂官以“抑格主事王照条陈”的罪名，一体革职。王照则在“不畏强御，勇猛可嘉”的嘉许之下，平地一声雷，跳为“三品顶戴”。

　　第二天更有个惊人的举动，擢用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谭嗣同为“军机章京”，承旨、拟旨，直接听命于皇帝。这等于废弃军机处，另外任用四宰相；旧党包括领导者慈禧太后在内，个个触目惊心，认为非拼命——甚至废掉皇帝不可了。

　　同样地，新党包括领导者皇帝在内，亦认为非发动一次政变，澈底摧毁了慈禧太后的权力基础，不足以使新政实现。

　　于是，荣禄的态度，成了关键所在。他当然是忠于慈禧太后的；要扭转这个关键，“四章京”在康、梁的指导之下，认为非争取袁世凯不可。

　　袁世凯正以直隶按察使的职衔，在天津小站练“新建陆军”；这支新锐的兵力，足以决定一切。于是由谭嗣同秘密到天津，夜访袁世凯，游说他先诛直隶总督荣禄，然后派兵包围颐和园，活捉慈禧太后，事成即以荣禄的直隶总督遗缺作为酬谢。

　　袁世凯既惊且喜；表面敷衍，暗中告密，将新党的密谋，在荣禄面前，和盘托出。这天是八月初五；第二天就发生政变，慈禧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“临朝训政”，将皇帝幽禁于南海瀛台，杀“六君子”，拿办康有为及其党羽。

　　康有为由于英国军舰的掩护，逃到香港；梁启超和王照避入日本领事馆，由平山周保护，乘日本大岛军舰脱险。

　　康有为在香港被安置在警察署楼上；他的门下弟子在广东得到消息，纷纷赶到，晋谒师门，但康有为怕有刺客混了进来，只许最亲信的两名弟子见面。

　　由这两名弟子的介绍，宫崎寅藏也见到了康有为，敝衣垢面，面有愁容，一副王安石的派头，但谈锋极健，从公车上车一直到前几天所发生的政变，滔滔不绝，一泻千里，只有他一个人的话，什么人也插不进嘴去。

　　结论是归罪于慈禧太后，说她“上则开罪于十一世祖宗之灵；下则负四百兆苍生之望。”所以：“除之不为罪而反为功。”

　　“请问康先生，”宫崎很坦率地问：“要除慈禧太后，是怎么个除法？”

　　“世有津田三藏其人，便成大功。”康有为逼视着宫崎问道：“足下以为我的办法可行否？”

　　津田三藏是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议和时，所遭遇的刺客。康有为的意思是想利用日本“志士”，行刺慈禧太后，这想法倒也新颖，不失为一条奇计；然而要假手于人，未免取巧。

　　于是，宫崎微微冷笑道：“我以为康先生有什么天大的难题？照你所说，亦很容易。但如果我拿你的话跟我的同胞去说，大家都会认为康先生你无能。孙逸仙先生从事革命，同志前仆后继，勇往直前；而万木草堂，洒去多少忧国伤士之泪，难道三千弟子中，竟无荆轲、聂政其人？如果有，不必外求；如果没有，也不必旁求，我一个人就足以担当。”

　　雄辩滔滔，望之俨然的康有为，顿时消折了锐气，面有惭色，顾而言他。这一会见近乎不欢而散。

　　过了两天，康有为的一名亲信弟子来访宫畸，左手掩面，右手连连指着另外一个房间，那样子是在激动的心情下，有极重要而必须保持机密的话要谈。

　　“我决定跟我一个同门北上，去行足下与康先生所谈的事。”他说：“‘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！’康先生知道足下侠义，特为要我来拜别。”

　　宫崎颇觉意外，也很感动；庄容问道：“不知有甚么可以效劳之处？”

　　“愿足下能够保护康先生。”他说：“以后足下听说北京有风云变幻之事，就是我死的时候。”

　　宫崎恍然大悟，这是康有为的“花招”。不过援救他到日本，能与孙逸仙合作，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所以慨然应承，愿负保护之责。

　　到了第二天，康有为又派人来请宫崎，说有一件大事商量。

　　到了那里一谈，才知道清朝驻日本的公使换人了。原来预定驻日本的公使叫黄遵宪，字公度，广东嘉应州人，曾经在上海创设时务报；调任湖南按察使后，与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，兴办学堂，开办警校，跟康梁师徒是很接近的。也就因为如此，清朝撤销了他的任命。

　　“新任的驻贵国公使叫李盛铎，本来是御使，为荣禄门下的走狗；奉派驻日，完全是知道我一定会到日本，特意来对付我的。宫崎先生，我希望你能赶快传达真相，请大隈伯爵拒绝同意李盛铎使日，否则，我情愿中止日本之行而到英国。”康有为接着又说：“英国之欢迎我，跟贵国之欢迎我一样；我所以辜负英国的厚待，不西辙而东辕，完全因为中日是同种的兄弟之国。但是李盛铎一到日本，是中日两国的不幸，对我的威胁亦很严重，我们至诚相交的希望就断绝了！”

　　这番话使得宫畸大起反感，因为几近要挟：“康先生，你要我拿你的话，通知大隈伯爵，我可以做到，不过，要拒绝李盛铎很难。如果你以为李盛铎一到，会威胁你的安全，那末你应该知道的，日本警察是世界第一流，决不会有刺客不利于你。”宫崎停了一下又说：“至于英国的盛情，依我看，不宜辜负日本与中国有天然的关系，休戚相关，决不会因为康先生去不去而对两国的友谊有所影响。所以康先生不妨先游英国，次游日本。”

　　一番侃侃而谈，将康有为自高身价的危言，贬得几乎一文不值。康有为大窘，只好找他的弟子，当着宫崎的面，商量行止。

　　聚讼纷纭，半天不决，其中有一个反对日本之行的，态度最坚决，说日本如何危险，决不可以居。宫畸忍不住光火了。

　　“康门弟子，何其胆怯？”他大声说道：“如果你们的老师死在刺客手里，还有你们在，岂不闻‘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？’能走还不走；你们师徒坐困香港，能有何作为？”

　　康有为原是一心想去日本，刚才耍那番手腕，几乎闹成僵局，所以这时一听官畸的快人快语，正好趁势落篷，鼓掌说道：

　　“足下之言，动我的心了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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