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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二

　　“夫人搬过去就知道了。”

　　及至迁入新居，食用诸物，无不具备，还留下五十两银子，告辞而去。此家主人，始终未曾出现。王亶望的长子王裘去探监时，问他父亲才知道就是张四官。

　　张四官不仅照应了王亶望的家属，对王亶望本人更为周到，每天在刑部“火房”伺候，有如孝子。只是他无法为王亶望打点脱罪减刑，因为案情太重大了。七月初流火烁金的日子，王亶望斩决于菜市口。年长的三个儿子，充军伊犁当苦差，六岁以下的八个幼子，交山西巡抚监管，至年满十二岁，次第发遣。甘肃冒赈案，无一州县官不牵涉入内，为太上皇形容为“奇贪”，凡冒赈银数在二万两以上者共二十二人，一律斩立决。太上皇认为此二十二人都死在王亶望手中，因而又下一道严旨，将王亶望的八个小儿子，移至刑部监狱监禁，及岁发遣，遇赦不赦。

　　当然王亶望的身后，包括送眷属回平阳，都由张四官一肩挑起这副重任。不过王亶望的眷属亦并未全数回老家，姬妾星散，吴卿怜仍旧是由蒋赐棨经手，转入另一豪门，成为刚由甘肃回京，兼署兵部尚书的和珅的宠姬。

　　由于张四官的义行，所以吴卿怜不但将他引入和珅府第，而且深得信任。吴卿怜的私房，都交给他经理。张四官为她放债生利，二十年来利上滚利，总数已达八十万两。借据及支取利息的折子与图章，原都由吴卿怜自己保管，如今总算找到机会，可以偷运出去交给张四官处理了。

　　§ 三

　　和珅家有十五座库房，逐库清点，非两三个月不能完事，两位亲王跟大学士王杰、刘墉，及署理刑部尚书董诰、兵部尚书庆桂商量，应该如何处理。

　　“皇上急于要宣布和珅的罪状，查抄如此费事，各位看，咱们该怎么办？”仪亲王指名问道：“蔗林，你是刑部尚书，你倒出个主意看。”

　　“贪黩只是罪状的一端，现在封了十五座库房，我想拣要紧库房，大致先点一点，再加上账簿上的记载，就可以覆奏了。”

　　大家都同意他的见解，于是决定先点珠宝库，因为除了珠宝本身的价值以外，必定还有非臣下所能使用的器物在内。

　　果然，光是桂圆大的“东珠”便有十粒之多，还有重达数十斤，连大内都没有的大红宝石。

　　“即此一端，便是死罪。不过，”一向以识大体为太上皇所称赏的王杰说道，“宣布罪状，不宜着重于此，总以不守臣节之处，按照情节轻重，分别先后为宜。”

　　“说得是。”仪亲王接口，“大家先列举和珅的罪状，烦蔗林拿笔记下来，再来区分先后如何？”

　　于是各就所知，纷纷列举，经董诰整理以后，拟定十九款大罪，上呈御前，皇帝亲笔添上一条：“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，蒙皇考册封皇太子，尚未宣布谕旨，而和珅于初二日，即在朕前先递如意，漏泄机密，居然以拥戴为功。”

　　这一来便成了二十款大罪，接下来是：

　　“圆明园骑马直入中左门，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，大罪二；
　　肩舆出入神武门，坐椅轿直进大内，大罪三；
　　取出宫女子为次妻，大罪四；
　　川楚教匪滋事，各路军营文报任意延搁不递，大罪五；
　　太上皇圣躬不豫时，毫无忧戚之容，逢人谈笑自若，大罪六。
　　太上皇力疾批章，间有未真之字，辄口称不如撕去另拟，大罪七；
　　管理吏、户、刑三部，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，变更成法，不许部臣参议一字，大罪八；
　　西宁贼番聚众抢劫杀伤，疆臣奏报，擅将原折驳回，隐匿不办，大罪九；
　　国服曾有中旨，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，乃故违谕旨，无论已未出痘俱不令来，大罪十；
　　大学士苏凌阿以姻亲，匿其重听衰惫之状，侍郎吴省兰、李潢，太仆卿李光云，以曾在其家教读，俱保列卿阶，兼任学政，大罪十一；
　　军机处记名人员，随意撤去，大罪十二；
　　私盖楠木房屋，僭侈逾制，其多宝阁槅段，仿照宁寿宫式样，大罪十三；
　　其坟茔设立飨殿，开置隧道，致居民有和陵之称，大罪十四。”

　　以下才提到和珅的财产：

　　“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串，较宫中多至数倍，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，大罪十五；
　　真宝石顶非所应戴，乃藏数十余颗，并有整块大宝石为御府所无者，不计其数，大罪十六；
　　家内银两衣饰等物数逾千万，大罪十七；
　　夹墙藏赤金二万六千余两、私库赤金六千余两、地窖埋银百余万，大罪十八；
　　通蓟地方当铺钱铺资本十余万，与民争利，大罪十九。”

　　最后一款是：“家人刘全资产亦二十余万，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，大罪二十。”

　　和珅该当何罪，上谕令大学士、九卿、翰詹科道“悉心妥议具奏”。对于福长安，皇帝另有一番指责。

　　皇帝说他的这位表兄福长安，祖父兄弟世受厚恩，尤非他人可比，“伊受皇考重恩，常有独对之时，若果将和珅种种不法，据实直陈，尤为确凿有据，皇考必早将和珅从重治罪正法。”

　　退一步言，“即谓皇考高年，不敢仰烦圣虑，亦应在朕前据实直陈，乃三年中并未将和珅罪迹奏及，是其扶同徇隐，情弊显然。如果福长安曾在朕前有一字提及，朕断不肯将伊一并革职拿问。现在查抄伊家资物，虽不及和珅之金银珠宝数逾千万，但已非伊家之所应有，其贪黩昧良，仅居和珅之次，并着一并议罪。”

　　这道上谕抄传到刑部火房，正是元宵佳节。和珅倒是早想通了，必死无疑，绝无侥幸求免之心，但看到抄送进来的上谕，却不免惊惧，因为照罪状来说，必照“大逆律”来议罪，应该“凌迟处死”，即便皇帝开恩减一等，亦是“斩立决”。这身首异处的一刀之罪，如何消受？再想到绑赴菜市口，百姓围观笑骂的光景，更有不寒而栗之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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