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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其时和珅正在走红，因为太上皇的许多不能交给内务府办的私事，需要有人替他料理。原来所信任的是乾隆二年的状元于敏中，自翰林“开坊”后，官符如火，一直当到文华殿大学士，且以文臣而图像紫光阁，可惜晚年口舌不谨，常会在无意间泄漏了太上皇的隐私，因而渐渐失宠，同时要找个人来替代他，终于看中了和珅。 　　和珅性情极为机敏，凡事只要太上皇微露口风，他即会办得妥妥帖帖，而且记性特佳，守口如瓶。但他知道，如果能得太上皇重用，并且宠信不衰，对于文墨一道，尚须痛下功夫，因此请了一个举人出身的国子监助教，供养在家，奉之为师，此人就是吴省钦的胞弟吴省兰。 　　《四库全书》开馆后，吴省兰由于胞兄的保荐，充任“分校官”，专门审查各省所呈进的诗文集，凡有违碍之语，逐一签出，当差勤奋无比，深得太上皇的赏识。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乡试，北闱的房考官，向例由礼部开列翰林院编修检讨，及进士出身的部员与“中行评博”——中书科中书、行人司行人、大理寺评事、国子监博士的合称——的名单，奏请圈派，吴省兰未成进士，不在名单上，特旨派充，以举人而为北闱房考，亦是异数。 　　官员考绩，三年一举，外官名为“大计”，京官名为“京察”。吴省兰这年京察一等，四十二年又是一等，下一年戊戌会试，吴省兰名落孙山，又蒙特旨：“国子监助教吴省兰学问尚优，且在四库馆校勘群书，颇为出力，着加恩准与本科中式举人一体殿试。”榜发二甲，且点了翰林。 　　其时和珅已经很得意了，由三等侍卫一跃而为直乾清门的御前侍卫，兼副都统，下一年改授户部侍郎，兼内务府大臣，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而于敏中则在太上皇眼中，成了个厌物，要去之而后快了。 　　于敏中所受的宠信，一下子由九霄降至九渊，是因为太上皇托付给他的一件大事，搞得糟不可言——太上皇有个“外室”，就是孝贤皇后之弟傅恒的夫人，傅恒的第三子福康安实为“龙种”，从小养在太后宫中。 　　在太上皇第二次南巡途中，傅恒夫人又生了个女儿，这给太上皇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。因为傅恒与夫人久不同房，至少在傅家上下都知道的，夫人如今忽然生了个女儿，带在身边，岂不难堪？其次，清朝选秀女的制度，除皇族以外，八旗人家无分贵贱，皆不能豁免，这位异姓的“公主”，到了十二岁，亦必得报名候选，如果选上，或者“指婚”给某宗室，岂不成了乱伦？ 　　因此，当傅恒夫人怀孕证实，被安排到一处极秘密的地方待产时，太上皇即已顾虑到此，跟于敏中密商决定，倘或生男，作为傅恒妾侍所出；若是生女，就作为于敏中的女儿，一生下来便抱至于家，由于敏中的姨太太张氏抚养，身份是“于二小姐”。 　　到得“于二小姐”及笄之年，太上皇自然要择一贵婿。汉人身份最尊贵者，莫如衍圣公，恰好七十二世衍圣公孔昭焕的长子孔宪培，年纪与“于二小姐”相仿。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时，太上皇亲自出面做媒，孔昭焕自然一诺无辞。 　　乾隆三十七年冬天，“于二小姐”嫁到曲阜，嫁妆丰厚无比，衍圣公府并大兴土木，扩建题名“铁山园”的后花园。及期，孔宪培亲自入都迎娶，太上皇及老太后皆曾召见，各有厚赐，这都不足以启人疑窦，因为男家是圣裔，女家是宰相，两宫格外加恩，是在情理之中。此外太上皇还特颁上谕，封于敏中侧室张氏为“三品淑人”，当然，上谕中有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看不出真正的理由是为了酬庸张氏的养育之劳。 　　但是在山东，尤其是曲阜，却都沸沸扬扬地在传说：孔家娶的是位公主。最后连衍圣公府也不得不承认了，因为“于二小姐”跟婆婆处得很不好，几近不孝；第二是由于“于二小姐”的坚持，张氏搬进了连衍圣公胞弟都不能居住的公府，称为“于官亲”。这两件事都是孔家传统所不许的，如果孔家不承认这位“于二小姐”来历不凡，就无法解释其事了。 　　哪知这一来疑问更多，特别是公主怎么成了“于二小姐”？问到这一点，孔家总是支吾其词、零零碎碎的片言只语，久而久之为人拼凑出一套完整的说法，说这位公主是孝贤皇后所出，生来脸上有一粒黑色大痣，照看相的说，此痣主灾，除非嫁到比王公大臣还阔的人家，不能幸免。 　　然则哪家最阔呢？当然是曲阜孔家了，衍圣公世世代代正一品，得与天子并行于御道，驾临阙里祭孔时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，实在是阔极了。因此太上皇早就跟孔昭焕说定了亲事，但满汉不能通婚，所以将这位公主寄养在于敏中家，以“于二小姐”的身份，嫁到孔家。 　　这套说法，表面言之成理，但细加考究，漏洞百出。首先是这位公主出生时，孝贤皇后已崩逝了十年之久；其次是依照大清朝的家法，皇子、皇女从无改姓之例。再说，如真是公主，何以未见有她的兄弟姊妹来喝喜酒？可知其中大有蹊跷。但这位“于二小姐”确是公主的派头，孔家亦尊之如公主。那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寻根问底到此，就很难往下说了。 　　这些情况传到了太上皇耳朵里，大为气恼。于敏中应该想到，将金枝玉叶送给他做女儿，本意就在彻底隐瞒她的身份，这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，而居然办不到，此人还能信任吗？ 　　由此下决心要找人来替代他，但不大容易，因为于敏中除了办理政务以外，还有一项很特殊的差使。太上皇好做诗，二十五岁以前居藩时，就出过诗集。即位以后无日无诗，有时就用批章奏的朱笔写在白纸上，交军机处誊正，其名为“诗片”。 　　所谓“誊正”，其实即是润色，因此军机处奉交的诗片，一向归翰林出身的该军机大臣掌管，最早是汪由敦，后来就归于敏中。他既是状元，记性又特别好，所以太上皇干脆就在召见时，念给他听，缮写进呈，无不称旨。这项差使先得找人接手。 　　想来想去，想到乾隆十六年的状元，浙江绍兴人梁国治，由湖南巡抚内召，派署礼部侍郎，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，接掌了管理“诗片”的任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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