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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三

这名次长就是王克敏，由张君劢代为接头。初意请他以次长专管盐务，王克敏不愿，提了三个条件：第一、总长不可多立计划；第二、不可多交条子；第三、不光是管盐务，还要管部务。 　　这不是“管家”，而是要想“当家”。张君劢劝梁启超接受他的条件，因为王克敏有两个条件，恰正是梁启超所必须而又缺少的：第一、民国元年王克敏做直隶交涉使，北京各外国银行为了偿还外债问题，提出交涉，王克敏很出了一番气力，替他们直接向财政部接头，结果相当圆满，所以各外国银行都卖他的帐。第二、王克敏是富家子出身，声色犬马，无一不好，而且挥金如土，慷慨之至。因此，冯、段的幕府中跟他有交情的很多。此外实力派的军阀，如曹锟、倪嗣冲，都跟他有相当的渊源，一定可以做到政通人和的境地。 　　这一外一内的两种关系，足补梁启超之不足，因而欣然同意。当然，梁启超一到任，还谈不到改革币制、整理金融，首要之事是要先把临时参议院召集起来。因为对德宣战问题，不独是段祺瑞的一大政治主张；激出复辟这场闹剧，推原论始，亦由对德外交政策而起。一日大权在握，当然要实现他的主张。此又不仅是抱负舒展之快，而且还关联着一个决定段祺瑞政治生命的大问题。 　　原来段祺瑞一生最大的愿望是，武力统一中国。既然用武，当然要饷、要军械，是件最花钱的事。正好日本长州藩阀出身的寺内正毅组阁，一反袁世凯时代大隈重信内阁的狰狞面目，改用笑脸发动银弹攻势，决定将过剩的资本，投入中国。于是由久任北洋政府顾问的阪西利八郎，介绍一个经济专家西原龟三来见曹汝霖。据说他是寺内的亲信，在寺内当朝鲜总督时，经济问题都由西原在幕后策划。这一次亦是奉了寺内的密命，来作经济提携的修好之计。 　　当时曹汝霖是交通银行总理，正在进行一笔借款，由交行的董事施肇基跟日本的军火商人大仓喜八郎接头，目标是五百万日元，而一直尚无成议。于是曹汝霖便提到此事，西原一口承诺：决无问题。 　　果然，西原大有来历。不多几天，日本藏相胜田主计亲自打了个电报给曹汝霖，日元五百万元照借，不需抵押品。接着汇款亦到了，西原亦不要回扣。中国自从胡雪岩“发明”借外债以来，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好事。段祺瑞大为兴奋，亦因此决定重用曹汝霖，就是要借重他谈判大借款，来达成他武力统一的愿望。 　　不过，日本有个先决条件，就是中国一定要对德参战。事实上，段祺瑞如非假借参战名义，又何能向日借款，更何能以借款购买大批军火来打内战？但一国对外发动战争，如非出于国民公意，对外不足以见重，对内何能争取支持？所以参战问题，非要经过国会作成决议的形式不可，否则对外尚未参战，在内反对的声浪四起，岂不形成国际上的一大笑柄？ 　　因此，段内阁成立不到十天，即由梁启超执笔，以国务院名义，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。结果是北洋系军人赞成，而西南各省在首创约法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，表示反对。但梁启超执持不化，段祺瑞一意孤行，终于出现了“护法运动”，造成南北分裂。 　　不但南北分裂，段内阁内部亦分裂了。原来梁启超打的是如意算盘，与内务总长汤化龙、司法总长林长民及其他研究系要角开好一张名单，由内务部密电各省照选。段系得此消息，大不为然，公推徐树铮向段祺瑞进言。 　　徐树铮揭发了研究系的私心，是想借此机会，取国民党而代之，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。不但目前政府，一举一动都将受研究系的挟制，而且将来的政局，亦难免为研究系所操纵。及今不为之计，将成心腹大患。 　　段祺瑞有些为难，因为他跟梁启超有默契，关于对德参战，武力统一全国，乃至于由曹汝霖向日本去借外债，研究系都可以支持；但关于制造“新法统”，要求段祺瑞让他们放手去干。言犹在耳，不能说了不算。 　　因此，段祺瑞含含糊糊地没有明确的表示。徐树铮看他意思是动了，而且自信做得不错，将来不至于受责备。于是，他倒是放手去干了。 　　但是段系要枪杆子很多，而议员所长在作弄口舌、耍笔杆，何能在各省找到适当的人选？迫不得已运用军队收编、改编的办法。徐树铮找了王揖唐来商量这件事，决定设立一个俱乐部，作为段系组织新党的大本营。 　　“我一个人搞不起来，得找个帮手。”王揖唐问道，“你夹袋中有没有人？” 　　“没有。”徐树铮忽然想起，“你不是说段香岩的秘书长，姓梁的，很能干吗？” 　　“啊，啊！”这一下提醒了王揖唐，“不错，我来找他。” 　　原来徐树铮所说的“姓梁的”，名叫梁鸿志，字众异，福建长乐人，前清是学部小京官，入民国后在国务院当个小差使。他的诗作得很好，与黄秋岳同为陈石遗的弟子，亦同被称为诗坛“闽派”的后劲。其时段祺瑞的亲信曾云霈，由于同乡的关系，很照应他。渐渐地，在冠盖京华中，居然也有人知道了“梁秘书”这个人。 　　当时政界的风气，视天津为别府。做官在北京，享乐在天津，周末离京赴津，被看作是件很时髦的事。各省军阀有所活动，由于北京耳目太密，亦多集中在天津，拿“吃空缺”来的大把银子，供应政客的声色犬马。在这等场合中，脱略身分，往往可以无话不谈。因此，要打听消息，有所谋干，易于成功。 　　梁鸿志生性善于投机，心想，要想成为要人，一方面得多识政要，一方面又要多作要人状。于是每逢周末，他也坐上头等车，随带俊仆两名，线装书一函，潇潇洒洒上天津。 　　有一天王揖唐恰好也在车上，闲得无聊，看梁鸿志手边有诗集，便借一本来看。这本诗集是宋版的杜诗，钤着好些名家的收藏印。王揖唐不由得刮目相看，请教姓氏，记得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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