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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四

　　梁鸿志自然识得王揖唐，心里很想结识这个人，表面上却是淡淡的。及至送书回来，里面夹了一张诗笺。梁鸿志一看，知道是王揖唐刚才所作的一首“即兴”，涂涂改改，完全是草稿，当然是不经意夹在书中的。

　　这是个机会，梁鸿志依韵和了一首，当面请教。王揖唐仰慕他的同乡先辈龚芝麓，亦以爱才自名，便与梁鸿志订了文字交，颇为投缘。

　　有曾有王，梁鸿志很快地亦成了段系，不过还是三流角色，所以徐树铮连他的名字都还叫不出来。梁鸿志当然也知道徐树铮才大于海，眼高于顶，难以巴结；巴结上了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，因而目标在段芝贵这班好相与的人身上。讨伐事起，段芝贵被任为东路军总司令，梁鸿志自动请缨，做了段芝贵的秘书长，随军出发，自道“书生从军”，一路上兴高采烈地作了好些诗，将老段、小段恭维成古来罕见的名将。因此，段祺瑞也很知道这个人了。

　　由于梁鸿志的策划，王揖唐原来搞的一个小组织“安福俱乐部”，名气突然很响亮了。

　　这个俱乐部设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，所以取名安福俱乐部。每天高朋满座，打麻将、抽大烟、叫条子；抽空谈一谈“正经事”，条件因人而施，或者送支票，或者许官职。就这样，许多出于研究系的“进步党党员”成了安福俱乐部的会员。

　　不过，段系在政治上很得意，在军事上却很扫兴。段祺瑞用武的对象，自然是西南四省，以湖南制两广，以四川制滇黔。湖南的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，深知湖南处于北京与西南两大之间，两广北伐必须道出湖南，北京征讨西南亦必须先取湖南。吴三桂与洪秀全的例子摆在那里，如果西南与北京发生武装冲突，最倒霉的定是必争之地、首当其冲的湖南。为求自保起见，倡议“湘人治湘”、“联省自治”，采取中立的态度。这个态度为湖南人所全力支持，但眼前已有保不住的趋势了。

　　由于谭延闿在湖南颇得人望，所以段祺瑞还不敢连根掘掉，发表命令以谭延闿为湖南省长，派他的亲信湖南人傅良佐为湖南督军，表示仍符“湘人治湘”的原则。同时以江西督军李纯调任江苏，接替入京就职的“冯大总统”，而以素来接近的陈光远调补李纯的遗缺，作为傅良佐的后援。

　　傅良佐的新职发表后，在京招待记者，宣布湘人治湘，军民分治，不带北兵入湖南之大治湘方针。但暗地里却有范国璋第二十师，与第八师王汝贤所部，悄悄开拔至湖南。西南方面见此光景，便由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组织“两广护国军”，派他手下大将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司令，出兵八十营，组成五个军，大举援湘。南、北双方，众寡之势已可判定胜败，加以范国璋、王汝贤都是河北人，直接听命于冯国璋；而冯国璋一向与陆荣廷有联络，反对向西南用兵，所以范、王二人，在前线阴阳怪气，不受傅良佐的节制。到了十一月十七日，索性自前线电请停战。傅良佐一看变生肘腋，倘不见机，有被活捉之危，星夜弃长沙遁走。

　　在四川这方面，自从蔡锷一死，川、滇两军一直混战，互有胜负，各不相下。段祺瑞听从徐树铮的计谋，制造矛盾，派贵州的戴戡兼署川督，结果川黔两军又发生冲突。段祺瑞便派驻军岳州的内弟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，带领两个混成旅入川，本意是先利用川军驱逐滇军与黔军，然后以“查办”为名，占领四川。这步棋相当巧妙，也相当毒辣。坏在吴光新是个饭桶，由岳州到得宜昌，逗留了个把月，才有一部分军队到达重庆。而就在这个把月之中，川军熊克武已有了布置，湖南的局势也恶化了。

　　及至范国璋、王汝贤临阵欲退，傅良佐弃城而逃的消息传到四川，与西南已有联络的熊克武，随即发动突击，包围缴械。吴光新突围逃回宜昌，辛辛苦苦由三峡逆水而上的大批辎重，尽为川军及黔军截留。

　　两路败报到京，再加上一个直督曹锟、鄂督王占元、赣督陈光远、苏督李纯联名主和的通电，搞得“再造共和”的“元勋”，灰头土脸，见不得人，只好提出辞呈。

　　初辞慰留，再辞照准，冯国璋派外交总长汪大燮暂代国务总理。这个内阁本来是段祺瑞与研究系的“联合内阁”，段既辞成，研究系失去了合作的对象，当然也要请辞，梁启超、汤化龙、林长民，还有一个愿与段祺瑞同进退的张国淦，连翩出阁。这段“政治婚姻”，真是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”。

　　一个星期以后，冯国璋任命王士珍组阁，除了曹汝霖蝉联交通总长以外，其余都是新任。

　　曹汝霖之独能蝉联交通总长，原因有二：第一是曹汝霖本已接任交通银行总经理，不想兼任交通总长，不道交通系的大将叶誉虎极力怂恿，用意是希望曹汝霖为他们看守“大本营”，以待交通系首脑，由于“洪宪祸首”被通缉的梁士诒复起接收。在段内阁垮台以前，梁士诒正应日本财阀大仓、涩泽之邀，由香港到东京，在谈“经济合作”之道。复起有望，自然要支持曹汝霖再看守下去。

　　其次是，曹汝霖正经手在办日本的大借款。不管是谁组阁，都不会许他辞职。尤其是段祺瑞，倘无曹汝霖继续未竟之业，即令能卷土重来，亦无所作为。因此，作为段系灵魂的陆军部次长徐树铮，与曹汝霖的交往，反比段祺瑞在台上时，更为密切。

　　当然，日本人尽管是一等一的“支那通”，看到走马灯似的中国政局，亦不免迷茫困惑，对于这一次段祺瑞轰轰烈烈进京，不过四个月的工夫，复又黯然离京，更感关切，因为寺内内阁施行藏相胜田主计所谓“菊分根”的经济侵略政策，自八月底至段祺瑞辞职之前七天，已完成了四笔日币借款。第一笔，善后借一千万；第二笔，交通银行借款两千万；第三笔，吉长铁路借款六百五十万；第四笔，陆军部购买军火借款一千七百余万。这四笔总数超过五千万，约为中国国库两个半月支出的巨款，表面上为防国内反对党阻挠，以及遮蔽国际视听，由各大银行组织银团，作为民间投资，实际上责任全在内阁，倘或出了问题，寺内正毅立刻就会垮台。

　　为此，作为寺内特别代表的西原龟三，特地去看曹汝霖，要求跟徐树铮当面谈一谈，了解真相。曹汝霖自然照办，一个电话就将徐树铮请了来了。

　　“徐将军，”西原开门见山地说，“请原谅我直言，我们也知道段总理阁下，是中国军人的实际领袖，但是这一次因湖南、四川军事失利而辞职，何以贵国各省督军，没有希望挽留的表示？”

　　徐树铮略想一想答说：“我们北洋军人，但求国家进步，能够上轨道，并没有权力意气之争。如果段总理的后继者，施政符合大家的理想，我们做个太平百姓，亦是一桩好事。倘非如此，当然仍旧要段总理出来，担当大任。只要时机一到，迎刃立断。孙子兵法所谓‘解棼丝不控拳’，易如反掌。现在各省沉静无事，正表现了我们内部的纪律与秩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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