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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四


  “你说黄抚台不易伺候,我的脾气也不好,只怕相处不来。”

  “这你放心。他的不易伺候,也要看人而定。有我的交情在,他决不会难为你!”

  “是的。”王有龄想了想,很谨慎地问,“你说他有件案子,上头派你顺道密查;不知是件甚么案子?”

  听他问到机密,何桂清面有难色;沉吟了一会才说:“反正将来你总会知道,我就告诉了你也可以。只是出于我口,入于你耳,不足为外人道。”

  于是他把黄宗汉富逼死椿寿,皇帝心有所疑的经过,细细说了一遍。王有龄入耳心惊,对黄宗汉的为人,算是有了相当认识。

  “这么件案子压得下去吗?”他问。

  “怎么压不下去?‘朝里无人莫做官’,只要有人,甚么都好办。”

  “椿寿的家属呢,岂肯善罢干休?”

  “你想呢?椿寿的家属当然要闹。不过,黄寿臣在这些上的本事最大,不必替他耽心。”何桂清又说,“我听说椿寿夫人到巡抚衙门哭闹过几次,又写了冤单派人‘京控’;现在都没事了──这就是黄寿臣的本事,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平伏下来的!”

  “有这样的事!真是闻所未闻。”

  “官场龌龊,无所不有。”何桂清轻描淡写一句撇开:“别人的事,不必去管他了。”

  不管别人的闲事,自然是谈王有龄切身的利害。何桂清告诉他,洪杨乱起,在广西没有把它挡住,现在军入两湖,有燎原之势,朝廷筹响甚急,捐例大开,凡是“捐备军需”的,多交部优予议叙,所以目前的机会正好,劝王有龄从速进京“投供”加捐,早日到浙江候补。

  “也不忙在这几天。”王有龄笑道,“我送你上了船再动身也不晚。”

  “不必。”问佳清说,“我陛辞时,面奉谕旨,以现在筹办漕米海运,我在户部正管此事,命我沿途考察得失奏闻。在通州,我跟仓场侍郎要好好商议,还有几天耽搁,好在江浙密迩,将来不怕见不着面。我明天就派一个人送你进京;黄寿臣的信,我此刻就写。”

  “能有人送我进京,那太好了。吏部书办有许多花样,非有熟人照应不可。”

  “就是这话。我再问你一句,你回浙江之后,补上了缺怎么办?”

  这话问得王有龄一楞,细想一想才明白,问的依旧是“做官的本钱”。一旦藩署“挂牌”,不管是实缺还是署理,马上就是现任的“大老爷”了,公馆、轿马、衣服、跟班,一切排场要摆开来,加上赴任的盘缠,算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而且刚到任也不能马上就出花样弄钱,那两三十月的用度,也得另外筹措。这一点,王有龄当然盘算过,点点头说:“只要挂了牌,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  “我知道。候补州具只要一放了缺,自有人会来借钱与你。不过,说得难听些,那笔借款就跟老鸨放给窑姐儿的押帐一样;跟你到了任上,事事受他挟制,非弄得声名狼藉不可!”

  说着何桂清站起身来,走到里面卧室;再回来时,手里拿着一张银票。

  “我手头也不宽裕,只能帮你这点忙;省着些用,也差不多了。”

  银票是八百两,足足有余了!王有龄喜出望外,眼含泪光地答说,“大恩不言谢。不过将来也真不知何以为报?”

  “谈甚么报不报?”何桂清脸上是那种脱手千金,恩怨了了的得意与欣快,“说句实话吧,这是我报答你老太爷的提携。没有他老人家,我不能在云南中举。”

  “话虽如此,我未免受之有愧。”

  “这不须如此想。倒是那位在你穷途之际,慷慨援手的胡君;别人非亲非故帮你的忙,无非看你是个人才,会有一番事业,你该记着这一点!”

  王有龄自然深深受教。他本来就不是没有大志,连番奇遇的鼓舞,越发激起一片雄心,只一闭上眼,便看得前程锦绣,目迷神眩;虽还未补缺,却已在享受做官的乐趣了。

  第二天早晨起身,何桂清已写好了一封致黄宗汉的信在等他;这封信不是泛泛的八行,甚至也不像一封荐信,里面谈了许多知交的私话,然后才提到王有龄,说是“总角之交,谊如昆季”,特为嘱他指捐分发浙江,以便请黄宗汉培植造就,照这封信的恳切结实来说,就差何桂清当面拱手拜托了。

  等看过封好,王有龄便跟何桂清要人。以他的意思,很想请杨承福做个帮手;这一点何桂清无法满足他的希望,因为杨承福是他最得力的人,许多公事、关系只有他清楚首尾,非他人所能替代。

  “这样吧,”杨承福建议,“叫高升跟了王老爷去,也很妥当。”

  高升也很诚实能干,他自己也愿意跟王有龄,事情就算定局。拜别何桂清,谢了杨承福;由高升照料着,当天就到了京里。本来想住会馆,因为本年王子恩科,明年癸丑正科,接连两年会试,落第的、新到的举人,挤得满坑满谷,要找一间空房实在很难。而且王有龄以监生的底子来加捐,跟那些明年四月便可一举成名的举人在一起,相形之下,仙凡异途,也自觉难堪。便索性破费些,在西河沿找了家客店住。

  天气极冷,生了炉子还像坐在冰窖里,高升上街买了皮纸和面,在炉子上打了一盆浆糊;把皮纸裁成两指宽的纸条,把窗户板壁上所有的缝隙都糊没。西北风进不来,炉人才能发生作用,立刻满室生春,十分舒服。王有龄吃过晚饭,便跟高升商量正事。

  “老爷,我有个主意,你看使得使不得?”高升说道,“明天就是腊八,还有十几天功夫就‘封印’了。”

  “啊!”一下提醒了王有龄,“一‘封印’就是一个月,这十几天办不成;在京里过年空等,那耽误的功夫就大了。”

  “最啊!打那儿来说,都是件划不来的事。所以我在想,不如多花几个钱,尽这十几天把事情办妥,赶年里就动身回南。”

  “年里就动身?不太急了吗?”

  “我是替老爷打算。京里如果没有甚么熟人,在店里过年,也不是味儿。再说从大年初一到元宵,到那儿也得大把花钱,真正划不来。于其这个样,莫如就在路上过年。再有一层,”高升凑近了他说,“老爷最好赶在何大人之前,或者差不多的日子到浙江见黄抚台,何大人的信才管用。”

  王有龄恍然大悟,觉得高升的话,实在有见识。黄宗汉此人既有刻薄的名声,保不定在椿寿那件案子结束以后,过河拆桥,不买何桂清的帐;如果正是何桂清到浙江查案时,有求于人,情形自然不同。总之,宁早勿迟,无论如何不错。

  “我听你的话,就这么办。不过,你可有路子呢?”

  “路子总有的。明天我就去找。”高升极有把握地说:“包管又便宜又好。”

  于是王有龄欣然开了箱子,把旧捐的盐大使“部照”取了出来;接着磨墨伸纸开具“三代”,细陈经历,把文件都预备妥当,一一交代明白。又取二十两银子交给高升,作为应酬花费。

  从第二天起,高升开始奔走。起初的消息不大好,不是说时间上没有把握,就是额外需索的费用太高。这样过了三四天,不但王有龄心里焦灼,连高升自己也有些气馁了。

  就在放弃希望,打算着在京过年时,事情突然有了转机;吏部有个书办,家里遭了回禄之灾,还烧死了一母一子,年近岁逼,逢此家破人亡的惨事;偏偏这书办又因案下狱,雪上加霜,濒临绝境,必需求援于他的同事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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