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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二

奏疏中说：“大学士张廷玉，历事三朝，遭逢极盛，然晚节当慎，责备恒多。窃闻舆论，勋云：‘张、姚二姓占半部缙绅’，张氏登仕版者，有张廷璐等十九人，姚氏与张氏世婚，仕宦者姚孔银等十人。二姓本桐城巨族，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，或起袭荫议叙，日增月益。今未能遽议裁汰，惟稍抑其迁除之路，使之戒满引嫌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。请自今三年内，非特旨擢用，概停升转。” 　　“谨堂，你知道的，这完全是为我而发。姚家从端恪公以后，并无显宦，何足与我张家相提并论？恶毒的是‘姚氏与张氏世婚’这句话，意思是姚家的仕宦，都由于我的提拔。当然，这也是实情；但又何足为奇？” 　　张廷玉所说的“端恪”是桐城姚文然的谥，此人前明两榜出身，入翰林不足一年，明朝便已亡国；在清朝被荐仍是庶吉士，改授礼科给事中，又转工科，迁兵科，告终养起复后，复补户科。六科给事中掌封驳，上谕在窒碍难行之处，姚文然侃侃而言；尤其对前明的折辱大臣及士林，深以为非，曾多次力争，康熙十年，中过状元的满洲麻勒吉，在两江总督任上，因案逮捕，仍旧是锁拿到京，姚文然上疏抗论，从此定下规制：命官到案，概免锁系。因此满汉官员都很佩服他。 　　姚文然不仅尊重体制，尤其注重刑狱，康熙十五年当刑部尚书时，正在修改律例；他认为“刃，杀人一时；例，杀人万世”，所以主持这件事，非常慎重，反复研讨，务求其平。决狱时有所平反，是他最高兴的事：有一次是一件疑狱，上疏力争而不得，回到家长跪自责，认为自己有亏职守。明朝刑罚惨酷，南北镇抚司如同人间地狱，入清后数数有大臣争议免除，但直到姚文然当刑部尚书时，方始禁绝。 　　姚文然清介绝俗，深研性命之学，他因为没有当过外官，所以在民间的名气，没有汤斌、陆陇其、于成龙、张伯行等人来得大，但却是真正的理学醇儒。但他的子孙，并非显宦，两子都只是知县。至于刘统勋所提到的姚孔银，本身就是雍正十一年的翰林；刘统勋自己也说：“或自科目荐举，或起袭荫议叙”，出身不为不正，而且姚氏仕宦，亦仅得十人，就算都出于张廷玉的援引，以他二十年入阁拜相，久掌枢要的经历来说，亦确是无足为奇的事。 　　“论姚为攻我的陪衬；攻我又是攻他人的陪衬。此人谁何？就是讷公。那才真是尾大不掉，为甚么呢？” 　　张廷玉细说讷亲的家世，他的曾祖父额亦都，比太祖小三岁，在四大从龙元勋中居首。他有十六个儿子，第六子名遏必隆，生女就是圣祖的元后；遏必隆又是世祖顾命四大臣之一。讷亲是遏必隆的孙子，家世贵盛无比。当今皇帝居藩时，虽然早为世宗默许为继统之子，但出身寒微，须引亲贵以自重，除了平郡王福彭，从小便亲密以外，后来所要笼络的便是讷亲。 　　但讷亲一得势，许多沾亲带故的勋臣之后，亦都位居要津；此辈由荫袭而来，升腾容易，黜陟却难；同时讷亲意气骄溢，处事深刻，皇帝对他早就不满了，所以刘统勋在论张廷玉以后，又论讷亲：“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，综理吏、户两部，典宿卫，赞中枢，兼以出纳王言，时蒙召对，属官奔走恐后，同僚亦争其锋，部中议处事件，或辗转驳诘，或过目不留，出一言而势在必行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，殆非怀谦集益之道，请加训示，俾知省改。其所司事，或量行裁减，免旷废之虞。” 　　“谨堂，”张廷玉谈到这里，忽然说道：“你是吃过讷公的苦头的。以前大家都不谈公事，所以若澄有好些不明白的地方，正好趁今天这个机会，跟他讲一讲讷公的荒谬。” 　　汪由敦知道，老师即令不能回乡，从明年起，也会不常入宫，希望张若澄能渐渐大用，他虽亦在内廷行走，但现在的南书房，不是雍正初年的南书房；政事全出于军机处，老师的意思便是要将枢要之地的种种规制，以及大有出入的关键之处，教导张若澄。这是他义不容辞的事；而且他也愿意这么做，因为张若澄如果能担当得起大事，不仅是报答了老师，而且自己能添一个得力的帮手。 　　但军机处经纬万端，一时也谈不尽，只好依老师的话，先谈讷亲，“讷公还不止刚愎自用，说得率直一点，叫做愚而好自用。譬如议覆事件，历来所奉谕旨，或者成例，有可以两用的，司官一定两引，请他去决定，再说得率直一点，就是让他去‘过瘾’。他是过了大权在握的瘾，事往往就弄糟了。” 　　汪由敦接下来便教导张若澄：“部里凡百事务，无例不可兴，有例不可灭，这是最稳当的办法。不过，有时候也要看情形不同，不能援用成例，必得另定新章，这一来，就有两个例并引，可是要说明何以只引一例的道理，才算是好司官。对皇上来说，两请亦是非万不得已不可用——” 　　所谓“两请”是按道理应该这么办；但因为有特殊原因，或许在皇帝的意思应该这么办，那就只好“两请”。譬如说，某大臣犯法，按例应处死罪。但此大臣为某妃嫔的亲属，是否可按“八议”中的“议亲”这一条，稍从末减？这是顾虑到皇帝想施恩，但不便开口，预为设想。当然，此妃嫔如已失宠，这一“两请”就一定会受斥责。汪由敦很含蓄地用“识时”二字，指点张若澄“做官要懂行情。” 　　“纳公就是不大懂行情，有时候用不着两请，他也要两请，皇上就觉得很为难。本来用他是要他来分劳，结果还是要皇上自己来操心，又何必用他。二弟，”汪由敦很恳切地说：“你要知道，两请由于两引。所以将来你当堂官，遇到司官两引的‘堂稿’，你一定要问个清楚。照常理两引之例，往往后胜于前；就因为前引行不通，才创新例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道引新例复引旧例，简直是不明事理。” 　　“嗯，嗯。我明白了。”张若澄问道：“老爷子说的吃他的苦头，是怎么回事？” 　　“当时我承老师栽培，也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早晨，大家一起见面，皇上说甚么，我也听清楚了的，要我述旨，当然不会文不对题；可是，讷公‘宿卫’的日子，皇上往往在黄昏晚膳以后单独召见，第二天由他转述，话说不清楚，拟的上谕当然就不是皇上的意思，非打回来重拟不可。有时一而再，再而三，那苦头真是吃足了。” 　　“这就是傅中堂比他高明的地方。”张廷玉说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求知如此，作事亦是如此，自己估量办不了，不如荐贤为是。这一点，你也要紧记在心；有时求荣反辱，就因为没有自知之明之故。” 　　“傅中堂”是指傅恒。讷亲出差，傅恒宿卫，亦常有单独召见的情形，有一次散值时，他跟汪由敦说：“请你慢点走，皇上也许会召见。” 　　及至皇帝召见傅恒，是谈修浚运河，傅恒率直陈奏，说他未去过两边，运河所经的许多地名记不住，述旨只怕有误；汪由敦尚在直庐，请赐同时召见。 　　开了这个例，傅恒固然很轻松了，皇帝也觉得傅、汪同召，处事迅速顺利，是个好办法。这一来，讷亲便更失宠了。 　　“讷公之败，败在既无自知之明，又不识时务，更坏的是他愚而好自用，尽管皇上一再告诫，他始终不懂甚么叫‘君子闻过则喜。’因此，就从没有人敢跟他说一句真话；如果他知道刘延公那一疏是为他而发，急流勇退，就不致于会有今天的下场。” 　　“他还有一个毛病，”张廷玉接着汪由敦的话说：“皇上的话，有时是故意说反了的；有时取瑟而歌，别有弦外之音，他一概不作理会，只从正面去想。谨堂，你道我的话，是与不是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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