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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一

　　汪由敦到此方始恍然大悟，全案之起，是由于俞鸿图误会了意旨，希图出卖查嗣庭邀功；而世宗因为有心病，而又有查嗣庭一直不大听话，疑心他私下必有秘密记载，因而遽然下令严办；而李卫与俞鸿图的想法相同，推波助澜，真的将查嗣庭认作大逆不道。及至几乎通国皆知，查嗣庭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时，才发觉他的文字，根本就没有甚么有关世宗得位不正的记载，亦找不到有何谤讪怨望的话；这一来就成了一个无可再僵的僵局了。

　　“试问，到此地步，先帝怎么办？既不能偃旗歇鼓，也不能轻描淡写。总而言之，此案如果办轻了，就表示自己办错了；如果不肯认错，就非重办不可，查横浦这一案，也是千古以来少有的冤狱；不过，先帝到底是英王，后来处置俞兆晟父子那一案，无异表示认错，而查家的冲霄冤气，亦不至于变成戾气。”

　　这一案在汪由敦是记忆得很清楚的。俞兆晟、鸿图父子，后来都很得意，俞兆晟早就升到了户部侍郎，是“当家”的堂部；俞鸿图由翰林院侍讲，外放为湖北学政。这个差使称为“学差”，三年一任，只要平平稳稳地做去，三年下来仅是收受秀才的贽敬，便足以偿还“京债”而有余；倘或放到富庶而文风盛的大省，更是“班生此行，无异登仙”。至于贪心不足，受贿让文武童生进学成为秀才，亦是常有之事，只要不太过分，至多风评不佳，不致于会出“参案”。

　　但俞鸿图的情形就不同了。湖北亦是大省，所派学政，纵不如江苏、浙江文风特盛之区，每以二品大员的侍郎或内阁学士充任，至少也要底缺是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方够资格；俞鸿图以侍讲派充湖北学政，恩出格外，而世宗另有打算。

　　他的打算是，俞鸿图在查嗣庭这一案上，所犯的过失极重，世宗简直是吃了一个有苦难言的哑巴亏。公然惩处既不可，索性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派他出任湖北学政；如果能够实心任事，且又能够用学政得以专折奏事的权力，将湖广的官吏贤否、政事得失，密密奏报，那就不但可以原宥他在江西的过失，进而还可重用。

　　如果俞鸿图不明此意，敷衍塞职，那就惩处有名了。因此，在派俞鸿图为湖北学政的同时，便在湖北巡抚王士俊的密折中批示，要他留意俞鸿图在湖北的所作所为。王士俊是田文镜一路人物，好以讦告博主知，等俞鸿图到任，第一次“按临”湖北各府，巡回岁试生童，尚未回省之前，便胪列证据，举劾俞鸿图有贿卖情事。

　　这一下，世宗便决定要杀俞鸿图了。但不宜出之过遽，因为俞鸿图之被重用，是举朝皆知的事，如果刚一重用，便加诛戮，为情理所不容，便会有无数的流言出现；同时，他也可以说还稍存恕道，或者俞鸿图由于负债太多，急于清偿，贿卖之事，偶一为之；完清了“京债”，或许就会奉公守法。因此，密谕王士俊不动声色，继续密查密奏。

　　这俞鸿图利令智昏，不知死期将至，只以为自己在江西出卖查嗣庭，是立了一件大功，因此在湖北大贪特贪，甚至不必王士俊密奏，皇帝在京里都能找到证据——俞鸿图经常派他的一个名叫曹楷的家人，将在湖北所得的贿银，运送到京，交给俞兆晟存放在殷实的典当中生息。

　　到得雍正十一年九月，终于东窗事发了。俞鸿图赃私累累，固属罪有应得，但上谕中说他“原系查嗣庭案内获罪之人，朕格外宽宥，复加任使”，不免使得知道当年内幕的人，大为诧异。查嗣庭获罪的表面原因是，两场的题目，一题出于 《论语》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”，当下诏命各省督抚保举人材时，认为此题意存讥刺；另一题出于《孟子》“今茅塞子之心矣”一章，指为“不知何指，居心殊不可问”。即令是欲加之罪，毕竟也还要有个说法，至于俞鸿图出第二场题，并无不妥，且副主考对正主考并无监督之责，如果查嗣庭出题差错，与俞鸿图毫不相干。当时明诏免罪，如今却又说他“原系获罪之人”，煌煌上谕，前后矛盾，岂非怪事。

　　到得细看上谕，进一步探究，便不免要为俞鸿图捏一把汗了。上谕中认为俞鸿图必当“感激黾勉，考校公明，以图报效”，而竟如此，实出意外，且正当“天下学政澄清之会，俞鸿图一人，首先犯法，纳贿营私，甚属可恶”。这意思是很明白的，要拿俞鸿图来开刀，做个杀鸡骇猴的榜样了。

　　结果是“获罪之人”，加上“首先犯法”，一共八个字，为俞鸿图带来了仅次于“凌迟”的苛刑“腰斩”。传说俞鸿图处决后，一时不死，以指濡血，连写七个“惨”字，方始气绝。这当然是齐东野语，但亦不难想象俞鸿图死状之不忍令人目睹。

　　在世宗看，俞鸿图当年欺君罔上，误导他入于歧途，大伤他英明的名声，也摧折了他刻意笼络士林的苦心，一死尚不足蔽其辜，于是俞鸿图便“祸延显考”了。

　　俞兆晟治罪是在雍正十二年三月，刑部以“平日不能教子，家人曹楷来往京中送银，俞兆晟懵然不觉，应降二级调用”覆奏；世宗勃然震怒，命军机大臣拟了一道明发上谕，说“俞兆晟向来品行不端，与利瓦伊钧结为姻亲，又依附年羹尧门下，皆朕所深知，因伊痛自悔过，办事尚有才干，用至户部侍郎。自怡贤亲王仙逝，复萌故智，弊端种种，将王数年苦心整理之成规，任意更张，甚属可恶。”这便见得当初之重用俞兆晟父子是别有渊源的。

　　接下来又说：“今伊子俞鸿图纳贿婪赃，紊乱学政，非寻常私弊可比，伊有此逆子，岂真一无见闻，而欲脱然事外乎？”然后便是责备刑部堂官：“刑部审理时，只引失察家人子弟之条，希冀从轻完结，大徇情面，着将刑部堂官交都察院严察。”

　　刑部满汉两尚书、四侍郎，都为此案受到申饬。俞兆晟虽不至于死，纱帽当然亦保不住了。

　　“你们想，先帝是这样子猜疑的性情，又有查横浦这个例子在那里，我能不小心吗？”张廷玉又说：“我当时最有利的一点是，从不卷入党争的漩涡，无荣则无辱。这句话，你们千万要记住。”

　　“是。”汪由敦与张若澄同声答应。

　　“可是，有时候事不由人。”张廷玉的语气忽然一变：“既有荣辱之分，就一定要争！”

　　这话便使得他的一子一门生，无从赞一词了；只都用眼色催请他说下去。

　　“今上即位之初，刻意笼络几个他用得着的人，首先，当然是鄂文端跟我。此外，今上当然自己要培植几个人，平郡王是一个、讷亲是一个，傅中堂以椒房贵戚，更是一个。我当时心里在想，一个人要笼络人的时候，唯恐人家不受笼络，示好无所不至；到得人家既受笼络，想想优待太过，就有悔心了。因此，对于皇上加恩，我屡次辞谢；那知皇上错会了我的意思，以为以退为进，反而迭施恩沛。这一来，我只好受之不辞；那知皇上又疑心了，觉得有尾大不掉之势。于是而有刘延清乾隆六年一疏——”

　　“啊！”汪由敦不由得失声而将他老师的话打断；藏之心中已久的一个疑团，开始要打破了——刘延清便是现在署理漕督的刘统勋，他是山东诸城人，雍正二年的翰林，循资升至詹事府正詹，由于在上书房行走多年，当今皇帝居藩时，便已默识在心，所以一即位便将他升为内阁学士，派到浙江修理海塘；第二年调为刑部侍郎，丁忧回籍，服满起复，升为左都御史，真所谓“官符如火”；刘统勋感恩图报，便上了一个张廷玉所说的“乾隆六年一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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