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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二六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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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震其实不明白，不知一尘子既然奔走风尘，何以遮遮掩掩地，不愿轻露行藏。同时也不明白他所说的“岁在龙蛇贤人嗟”这句话的意思。 曹雪芹知道这句话的出典，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，说他在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的春天，梦见孔子告诉他说：“起、起！今年岁在辰，明年岁在巳。”他是深通谶纬之术的，自己合了一下，“知命当终”，家居不出。其时袁绍与曹操，隔黄河相距于阳武的官渡，要请郑玄随军参赞，命他的儿子袁谭派人去促驾；郑玄已经病在床上，只因使者逼迫不过，抱病上路，盛暑行到元城县地方，终于不起。后来北齐刘书作 《高才不遇传》，论及此事说：“辰为龙，已为蛇，岁在龙蛇贤人嗟。” 当曹震问到时，曹雪芹有所忌讳，不愿多谈，只说：“是说辰年对王爷不大利。” “这也不见得。乾隆元年丙辰，不是很好吗？”曹震又问：“辰是龙，巳是蛇，龙年不利，怎么蛇年又不利？贤人又是指谁呢？” 曹雪芹无以为答，但由于曹震追问不已，只好答说：“贤人在当时是指郑康成，现在当然是指王爷。”接着便将后汉书上的典故，说了给他听。 那知曹震别有会心，很高兴地说：“照这样说，就决不要紧了。” “何以见得？” “你想，又生病，又是六月里；平常好人都难免会中暑，何况是七十四岁的老人；更何况是逼迫上路，满怀不高兴，岂有个不死之理。”曹震紧接着说：“以王爷现在的身子，如果让他再挂大将军的印到金川，就会像郑康成那样；现在既有傅中堂去了，决不会再派王爷。情形跟郑康成完全不同，结果当然也不一样。” 曹雪芹觉得他的解释不但有道理，而且很圆满，心头疑虑，为之一宽。 【五】 去见和亲王弘昼的事，暂且搁起来了；因为他最近很忙，随扈谒泰陵后，又奉旨代皇帝赴遵化州，恭谒东陵，包括世祖孝陵、圣祖景陵，以及孝庄太后的昭西陵，往返需要半个月，回来又有年下的许多繁文缛节的仪典在等着他。看来年内是不会有空了。 谒东陵本来是皇帝预定好的日程，但因有几件大事，非留在京城里，亲自裁决不可。第一件当然是金川的军务。自从讷亲、张广泗蒙蔽虚饰的罪状，逐渐暴露以后，各路军报，比较敢说实话了；皇帝的心思很细密，常能以小见大，觉得金川“小丑”莎罗奔，本来并不难制，但由于张广泗、讷亲的处置失当，已有坐大之势；傅恒即令有心效力，奋不顾身，但未见得就能收功。如果旷日持久，老师无功，那时有何理由叫他班师？为了傅恒，更为了自己留余地，必须先有个伏笔；但话要说得冠冕堂皇，就必须先充分了解军前的实况，因此不论轮调回旗，或由公差进京，只要是来自金川的将领，一定亲自召见，细加垂询。几经斟酌，终于定了一个期限，如果明年春夏之交还不能收功，决意收兵。 上谕中说：“金川小丑，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，亦非喜开边衅，第以逆酋跳梁不逞，置之不问，无以慑服诸番。前此讷亲等措置乖方，以致老师糜饷，若不改弦更张，则人事尚为未尽。” “尽人事而听天命”是皇帝的立论之本，他说，如今满汉精锐毕集，兵力已足；经略大学士傅恒公忠体国，将略优长，蒙上天孚佑，一举而奏肤功的时机已至。不过这是就人事而言，倘如“万分之一有出意料之外”，一过春天，仍未能扫穴犁庭，便有许多不便了，第一，“经略大学士乃朕股肱左右之臣，岂可久劳于外？” 其次，入夏多雨，进取不便；京兵水土不服，何可在蛮荒烟瘴之地，露营等待秋晴以后攻剿？而况由国库所拨的军费，皆是民脂民膏，亦当珍惜。总之，人事已尽，倘犹不能收功，四海共知共谅。所以他已作了决定，到明年三、四月间，不能凯旋，便须明诏撤兵。 第二件也还是与金川军务有关，张广泗已经由山西巡抚陈宏谋，遣派武官带领兵丁，押解到京，收押在刑部。皇帝已经得到密报，张广泗一路向过境的官员表示，金川用兵，老师糜饷的责任不在他；对于边疆的情形，他最熟悉，有的可以力擒，有的可以智取，有时候兵贵神速，有时候又必须计出万全，对大金川土司莎罗奔，他定下了十路进兵的计划，岳 钟琪却不赞成；好不容易部署将快完成时，朝命派讷亲来当经略，一切由他指挥，以致前功尽弃。 “这能怪我吗？”他总是这样说：“我从雍正四年调黎平知府打苗子，第二年升贵州臬司，再一年升贵州巡抚，都是军功上来的，贵州的苗疆是我一手所平定。后来打准噶尔，大将军岳 钟琪措置乖方，派我接他的手，经我部署以后，连战皆捷。准噶尔投降以后，派我当湖广总督；其时贵州的苗子因为鄂文端公的善后办得不好，留下后患，以致复反。今上登极，派为我经略，复回贵州，不到一年，生擒首逆，阵斩一万多人，苗疆乱而后定。我没有打过败仗；可是，不听我话，不给我权，叫我有甚么办法？” 皇帝听说过不止一次，张广泗向来功则归己，过则归人，如今居然归过于君，自然痛恨万分。 但就因为张广泗过去没有打过败仗，这一回的金川的军务，他应负多大责任，一定要弄清楚。否则就会有人疑心他以一时好恶，诛杀由心，不但损害他的声名，亦恐影响士气。 这话偶然跟和亲王弘昼谈起；弘昼向来是甚么事想到就说的，当时转到一个念头，便即回奏：“皇上不如亲自审他一审，问他个心服口服。” 这个建议很好，皇帝欣然接纳；当时便找了刑部尚书——仍旧是阿克敦与汪由敦，说打算亲鞫张广泗，问他们是否符合体制？ 阿克敦犹在考虑，皇帝指名问了：“汪由敦，你看如何？” “此有先例在。”汪由敦答说：“顺治十四年丁酉，江南科场案，涉嫌士子提解到京，世祖章皇帝，就亲自审问过。” “既有先朝成例在，而况此案又非科场案之比，我决定亲审张广泗。” “是。”阿克敦答应着，既有先例，且皇帝已作了决定，就不必再作任何奏谏；但在何处亲鞫，却不能不问一问：“亲鞫之地请旨，以便伺候。” “你们看呢？”皇帝问道：“御门？” 所谓“御门”，即是皇帝御乾清门听政，等于常朝仪、大学士六部九卿，皆须侍班，也算是个大典，不常举行。如今皇帝“御门”亲鞫官犯，似乎有失体统。 “乾清门举朝观瞻所系，犯官铁索鎯铛，械系上门，似乎不大好看。” 皇帝省悟了，不但不大好看，而且不大方便；因为张广泗非讷亲之比，既然一路口出大言，就鞫时，可想而知的，决不肯认罪，那时少不得要用刑求，那时鬼哭神嚎，搞得如明朝的“廷杖”一般，实在不是一件盛德之事。 “嗯，嗯。”皇帝想了一下说：“只能在西苑办，就在瀛台吧！” 瀛台入西苑宫门就是，取其近便。但阿克敦却不免感慨；退出来以后，向汪由敦说道：“我刚入翰林的那年，有一天御前侍卫来传旨：明天各携钓竿进宫。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？第二天到衙门，才知道圣祖赏文学侍从之臣，在瀛台赏花饮酒，游中南海，准大家垂钓；钓到的鱼，可以带回家。我钓到一条三尺长的锦鲤，上系一块银牌，才知道是前明天熹五年，奉圣夫人客氏放的生。当时我作了四首诗纪恩。这才真是君臣同乐的升平盛世。想不到如今瀛台，竟成了刑部大堂了。”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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