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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“孝贤皇后三月十一驾崩，过廿七天正好是浴佛节；菩萨都热得要洗澡了，你想江南初夏黄梅天，长了满头的乱发，怎么受得了？” 　　“是，说起来是情有可原。” 　　“不过，”汪由敦立即接口，“法无可赦。” 　　阿克敦不作声，继续往下看朱批，看到末尾，才知道汪由敦不能不持这种严苛态度的道理；因为皇帝认为此事传闻已久，竟无人举发，甚至军机大臣日常见面，亦从未面奏，“其意不过欲为之蒙蔽，以救伊重谴。”汪由敦如果附和“情有可原”，应从末减，岂非恰好坐实了他军机大臣蒙蔽之罪？ 　　“‘周学健着大学士高斌，就近拿解来京，交刑部治罪。’”阿克敦念着朱批说：“不知道那天可以到京？” 　　“大概总要半个月。” 　　“好，先轻松半个月再说。” 　　“老前辈想轻松，恐怕是奢望了。”汪由敦说：“还有件案子在这里。” 　　“又是剃头！”阿克敦懒得看这种奏折，转眼发现有个名叫彭传增的司官在，便很客气地说：“劳驾！请念一念。” 　　“是。”彭传增接过奏折，念道：“‘奏为自行检举违制薙发缘由，并自请处分，恭折仰祈圣鉴事。窃以本年三月十一日——’” 　　“慢，慢！”阿克敦突然想起，“彭老爷是在湖广司吧？” 　　“是。一直在湖广司。” 　　刑部跟户部一样，以省分司，称为“清吏司”，户部的“湖广清吏司”管两湖的钱粮；刑部的“湖广清吏司”管两湖的刑名。彭传增在此，那么这个“自行检举违制薙发”的奏折，自然出于湖广大吏。阿克敦蓦地里一惊，急急问道：“谁的折子？” 　　“塞制军的。” 　　完了！阿克敦在心里喊得一声；扶着头说：“这个天儿真热！脑袋都快炸了。” 　　“那就歇一歇吧！”汪由敦向彭传增说：“请你先把折子收一收，明天再呈堂好了。” 　　“不，不！”阿克敦强打精神，“把折子留下，我自己来看。” 　　奏折是湖广总督塞楞额所上，自陈在孝贤皇后崩后，二十七天即已剃头，湖北巡抚彭树葵、湖南巡抚杨锡绂及两省文武官员，亦复如此。又说：所以违制之故，因为皇后宾天自康熙十三年以来，外省皆不服丧，历时既久，服制不明，以致误犯；后经杨锡绂细查旧例，方知应在百日以后，方可薙发，现听杨锡绂之劝，自行检举，请赐处分。 　　这个折子是经皇帝看过才发下来的；朱批是：“交刑部。”显然的，如果是“处分”，应交吏部；“交刑部”便是议罪。 　　“谨堂，自行检举，是不是可以减一等？” 　　这塞楞额姓瓜尔佳氏，隶正白旗，康熙四十八年进士，是阿克敦的同年至好；汪由敦知道他此时的心境，本来不想表示意见的，说不得也只好替他略为担待了。 　　“他是满洲世臣，跟周学健又不同。不过既然自行检举，减一等也是说得过去的。” 　　“和甫，”阿克敦问兆惠，“意下如何？” 　　兆惠答得很明确：“斩立决减一等，斩监候。” 　　问了其余的侍郎，亦都认为以斩监候为适当。于是阿克敦作了裁定：“照此覆奏。到勾决的时候，看他的造化吧！”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第二天皇帝召见军机，指着刑部的覆奏说：“彭树葵、杨锡绂之剃头，虽说顺从总督，不过既是封疆，岂有漫无主见，一味附和之理？话虽如此，塞楞额既然已经剃头，又何怪乎彭树葵、杨锡绂？这两个人革职留任。不过其中又有分别，杨锡绂劝塞楞额自行检举，与彭树葵是有分别的。彭树葵另外处罚修城工，杨锡绂免罚。你们说我这样处置，公平不公平？” 　　“皇上行法，如鉴之空，如衡之平。”傅恒答说：“一本大公，前后获罪诸臣，一定心服。” 　　傅恒是故意这样说，因为他觉得彭树葵、杨锡绂可以不死，而且仍旧在当巡抚，相形之下，周学健，尤其是金文醇问了死罪，未免冤枉，所以特为提到“前后获罪诸臣”，意思是提醒皇帝从新考虑。 　　皇帝是早已想到了，“我亦没有想到，督抚大员中有周学健，则无怪乎有金文醇；更没有想到，满洲大臣中有塞楞额，那就无怪乎有周学健了。”他略停一下又说：“论罪名，金文醇己有满员劝他而不听，较之周学健为重；但论官职，金文醇较低，还可以减罪。这么加减调和，两个人不妨同科，都发交直隶总督那苏图，修理城工，效力赎罪。” 　　“是。” 　　“汪由敦。”皇帝指名征询：“你觉得我的处置，怎么样？” 　　汪由敦不敢赞一词，只碰着头说：“皇上圣明。” 　　“现在要谈塞楞额了。”皇帝停了一下说：“他在湖广的官声不好。现在川陕用兵，两湖居转输枢纽之地，他亦很不得力；我看福州将军新柱人很明白，可以接塞楞额。不知道他现在走到甚么地方了？” 　　傅恒无从回答，汪由敦亦茫然不知；军机大臣吏部尚书陈大受便即答说：“以臣估计，大概刚入河南境界。” 　　“那就赶快写一道‘廷寄’，命他兼程赶到武昌，传谕塞楞额，这种违制的事，在汉人还可说是冒昧无知，他是满洲的世家，岂有不知之理？只准带家丁两名，星夜来京候旨。在任所所有家产，即由新柱查明，封存具奏。也许塞楞额自己知道，获罪甚重，家产有预先寄顿隐藏的情形，叫新柱亦要好好查明白。” 　　于是军机“承旨”写了一道“廷寄”，由兵部起火牌，派专差南下递交新柱；另外还有一道“明发上谕”：“湖广总督塞楞额着即开缺，驰驿来京；遗缺即由新柱署理。” 　　就表面来看，塞楞额彷佛另有任用似地；但汪由敦知道，既已抄家，至少将是充军的罪名。如果塞楞额在湖北居官不是过贪，任所赀财并不太多，将来犹有复起之望，否则，只怕还有较充军为重的罪名。 　　他将“廷寄”的内容，私下告诉了阿克敦；同时也谈了他的见解。阿克敦深以为然；但却想不出一个能救同年至好的法子，惟有指望新柱覆奏中，所附查抄塞楞额赀产的清单，只是中人之产。 　　不过新柱的覆奏，除非发交刑部，他是看不到的；此事还是要托汪由敦，只有军机大臣才能与闻任何机密。汪由敦当然一口应承。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湖广的折差到京，但却非递送新柱的奏折，而是星夜转寄来自四川的军报。大金川用兵，在陕西、湖北各设后路粮台，紧急军报，为求快速，往往分道各递，由水路下三峡，经湖广北上，比较快速，但三峡容易失事；所以另由陆路出汉中，东经山西，自正定入京，这一路虽慢而稳当。倘或水路遇险，仍有陆路专递的折差到得了京师，不致耽误大事。 　　这一份军报是经略大臣大学士讷亲所奏；午间到达，由湖北驻京的提塘官到宫门呈递，内奏事处片刻不敢延搁，实时用黄匣盛了，送往养心殿；未末申初，皇帝就已寓目，传召傅恒进见。 　　像这样下午特召傅恒见面的情形，已非一次，都是为了军情紧急，有所商议；因此，傅恒亦每一次都要通知汪由敦，在军机处待命，为的是当皇帝指授方略时，有汪由敦在，便可实时拟写上谕，交原差带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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