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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于是提出警告：“朕尝云，能令朕宣扬皇考之宽仁者，惟诸臣；即令朕昭示皇考之严义者，亦惟诸臣。”他指出“大不敬”与“怨望”之罪，决不应如此轻拟；“该部以平日党同之陋习，为此尝试之巧术，视朕为何如主乎？”最后，也是最厉害的，便是“嫁罪”于刑部堂官，他说他的本意是，阿克敦纵有应得之罪，无非让他知所自儆，将来仍旧会用他。“今观该部如此定议，则阿克敦不必可宥，是阿克敦之罪，成于该堂官之手，该堂官欲倾身以救阿克敦，非特阿克敦不可救，而身陷罪戾，且不能自救矣。该部堂官着交部严察议奏；此案着另议具奏。” 　　前面都是“该部”；结尾是“该部堂官”，惟独提到杀阿克敦一段，连用两个“该堂官”，将汪由敦吓得神色大变。 　　正当此时，有人来报：“阿大人来了。” 　　“喔！”汪由敦定定神问：“在那里？” 　　“在大堂上。” 　　“为甚么不请进来？快请！” 　　“阿大人不肯进来。” 　　这一下，汪由敦只好亲到大堂，只见阿克敦青衣小帽，站在檐下，后面跟着一名听差，肩上打个铺盖卷，手上提一只置日用杂物的网篮。看到汪由敦，他提高了声音说：“犯官阿克敦报到，请过堂收监。” 　　原来阿克敦起先奉旨“革职，交刑部问罪”，不必收监；现在刑部拟罪“绞监候”，上谕以为太轻，那就至少也要定个“斩监候”。不论为何，反正“监候”已是奉了旨的，所以自动来报到。 　　“言重，言重。”汪由敦急趋几步，执着他的手说：“白云亭坐吧！” 　　“白云亭”是刑部堂官日常治事会食之处；阿克敦既然是这么一身打扮“上衙门”，当然不肯接受好意。 　　这时管狱的司官，“提牢厅主事”夏成海也赶到了，先向汪由敦行礼说道：“请大人进去吧！阿大人交给司官好了。” 　　“好，好！你好生伺候。” 　　“是！”夏成海转身向阿克敦请个安说：“大人请！管家也请跟我来。” 　　“不敢当！”阿克敦拱拱手说；再抬头看汪由敦时，他已经将身子转了过去，想来是不忍见本部的堂官成了阶下囚。 　　当然，虽说阿克敦已犯了死罪，但决不至于与定谳的囚犯，监禁在一起。刑部的监狱，俗称“天牢”，正名是“诏狱”，因为入此狱的人，姓名必见于诏书，都是有来头的，所以格外优待，特设住处，称为“火房”；大则一座院落，小亦有两间屋，可以携仆开伙。不过这份“优待”，须花几百至几千两银子去交换而已。 　　阿克敦自当别论。夏成海将他安排在最敞亮的东跨院，五、六个狱卒忙作一团，阿克敦倒老大过意不去，只不断地说：“夏老爷太费心了。” 　　安顿粗定，只听外面传报：“汪大人到！” 　　这时阿克敦反客为主，迎了出来；只见汪由敦也换了便衣，不由得一惊，“怎么？”他问：“不只是‘交部’吗？” 　　说“交部”便是交吏部处分；与交刑部治罪，必先革职不同。汪由敦何以亦是这样一副装束？阿克敦不免惊诧。 　　“礼当如此！” 　　阿克敦为他放心了，不是褫夺顶戴，只是便衣探监，彼此方便而已。当下延入屋中，坐定无话；夏成海知趣，悄悄地溜了开去。 　　“特来向我公请罪。”汪由敦悲伤地说：“刑非其罪，竟尔枉法，痛心之至。” 　　接着，汪由敦便将他跟署理的满尚书盛安及满汉四侍郎勤尔森、钱陈群、兆惠、魏定国等人，重议阿克敦的罪名，依大不敬斩决律末减为斩监候的情形，约略说了一遍，再三表示歉疚不安之意。 　　“无须，无须。这原在我意中。倒是因为我的牵累，害各位交部，才真是无妄之灾。不过，陈占咸是很明理的人，想来只会拟革职；不会拟降调。” 　　陈占咸是指新任吏部尚书入直军机的陈大受，他是湖南祁阳人，雍正十一年的翰林。由于两件事，颇得皇帝的赏识，一件是乾隆二年翰詹大考，皇帝亲自监试；翰詹大考，因为有一篇赋的关系，颇费工夫，通常须给烛始能完卷，但陈大受于日中首先交卷，而且写作俱佳，因而由编修超擢为侍读，自此官符如火，乾隆四年便特旨外放为安徽巡抚。 　　其次是陈大受从小父母双亡，而且家境寒微，与打渔的住在一起；半夜里渔夫上船，他一面守门，一面苦读，因而成名。及至当了方面大员，由安徽调江苏，是天下十七个巡抚之中最好的一个缺，但他因为父母在世时，没有有过一天足食丰衣的日子，所以布衣疏食，自奉极俭，但不禁僚属鲜衣美食。这禄养不及亲而不忘亲于寒微之时，最能博得皇帝的激赏，所以他人巡抚内调常为侍郎，而陈大受内调为兵部尚书，如今且已改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是当朝仅次于傅恒的大红人。 　　陈大受处事颇为明快，刑部堂官交议的案子，到了吏部，考功司的掌印郎中抱牍上堂，陈大受略略看了一下，便即交代：“奏请一律革职。” 　　这个郎中姓花，外号“花样多”，他是讷亲当吏部尚书时提拔起来的；讷亲最喜无事生非，所以“花样多”得以脱颖而出。此时他的建议是，将刑部“六堂”，分成三种处分，革职、革职留任、降三级调用各二。 　　“这是自找麻烦。两位革职，你得找人来补，这还可以用署理的办法，暂时应付；两个降三级调用，尚书变成三品官，你在‘大九卿’之中，那里去找两个缺来安插？而况同罪同科，强为区别，必失其平；不如一律请革职，皇上不能让刑部六堂都由新人来接替，一定降恩旨，革职而从宽留任，儆戒之意既明，实际政务无碍。岂不是很妥当？” 　　果然，奏上得旨，一如陈大受的预料。汪由敦与其它堂官一例处分，并未独异，方始放心。但“刑非其罪”的良心责备，却越来越深，原来为皇后服丧一事，又让皇帝找到了一个乘机立威的好题目——各省不为皇后服丧，已经七、八十年，突然恢复旧制，好些官员都不明白“国丧百日之内不准剃头”的规定，首先被检举的是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醇，及山东沂州的一名武官，皇帝降旨：“本朝定制，国恤百日以内，均不剃头，倘违例私犯，祖制立即处斩，亦如进关时令汉人薙发，不薙发者，无不处斩之理。”因而将金文醇等拿交刑部治罪。 　　汪由敦因为金文醇翰林出身，又是小同乡，要他因为剃了一次头便定“立即处斩”之罪，实在于心难安。幸好由都察御史署理刑部尚书而补实的盛安，首先倡议，斩立决过重，应改斩监候；除了右侍郎兆惠以外，其它都默然表示附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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