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虚阁网 > 高阳 > 三春争及初春景 | 上页 下页 | |
| 四六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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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雪芹答应着，站起身来走到来保身边，替他斟满了酒；来保不待他劝，自己干了一杯，等曹雪芹斟第二杯时，他说，“难得的还是匹白马，一根杂毛都没有。” “这不是纯驷吗？应该供养在天厩的。” “可惜破了相，耳朵上让别的马咬了个缺口，破了相，不能在宫里喂了。不然也轮不到你。” “是！”曹雪芹很高兴得说：“像这种下雪天，骑一匹白马，那才有意思，谢谢来爷爷。”说这，他放下酒壶又请了个安。 “你倒先别谢我，我告诉你，这匹马虽好，可是有脾气。你得亲自喂；跟马有了感情，保管你得力。”来保又重复一句：“你得亲自喂！你听清楚了没有？” “来爷爷的意思是，你如果不能亲自喂，趁早说。”曹震在一旁提示：“免得糟蹋了一匹好马。” “喂！”曹雪芹毫不考虑地说：“我喂。” “好！”来保说，“你坐下来，我叫你一点儿诀窍。” 于是来保谈了好些马经；他很健谈，加以谈的是亲身的经验，益显的真切动听，连曹頫、曹震都听得出神了。这顿酒喝到未末申初，方式结束；曹震向曹雪芹作了一个暗示，让他先行辞去。然后在文老三为来保预备的宿处—一座精致而隐秘的小院落中，还有正事密谈。 原来来保是奉旨赶往苏州，去问江苏巡抚高其倬——这正是曹雪芹不愿跟杏香说的一段内幕：泰宁山的万年吉地，在修地宫时出了毛病，但却不一定是高其倬看走了眼。 原来雍正对高其倬用的心思很深，一方面想重用他，一方面又不大放心，要掌握着黜徙进退，自由处置的便利；所以命他以两江总督兼署云贵总督，希望他能成为鄂尔泰第二之意，可说期许甚高。但高其倬的才具怎能与鄂尔泰相比，性情更不似鄂尔泰那样严毅；所以到了云南一年多，始终还是“待观后效”的兼署身份。 到了雍正十一年二月，高其倬奉旨回任。江南地方比云贵舒服得多，又得与家人团聚，自是一大喜讯；奉旨以后办交待，万里南天，一站一站到了江宁，已是五月下旬，事情有发生变化了。 当高其倬奉旨署理云贵总督时，两江总督本派漕运总督魏廷珍署理；此人直隶景州人，康熙五十二年的探花，为人耿直。当文觉国师缝制朝南岳时，所经地方，封疆大吏多以钦差之礼接待，甚至跪拜大礼，只由魏廷珍不买账。文觉怀恨在心，在写给皇帝的密折中随便说了两句不负责任的话，魏廷珍的两江总督便署理不成，回任漕督；而高其倬则捡了一个便宜，可惜为时甚暂，因为湖南巡抚赵宏恩，拍上了文觉的马屁。 这赵宏恩字芸书，汉军镶红旗人；出身是一名岁贡。此人小有才，恰恰易于伺候小人；他知道，他人对文觉此行不甚关心不要紧，他不能不关心，因为南岳衡山，就在他治下。因而事先仔仔细细打听过，文觉此行到底是来干什么？ 打听到一个对佛门渊源颇有研究的人，才知道五岳之中，文觉独朝南岳的目的何在？就表面来说，是雍正皇帝要在大内宏开“法会”，选天下有学行的僧徒，亲加考验，特命文觉南来物色；其实呢，是文觉要过一过“衣锦还乡”的瘾。 原来佛教自达摩东来，创立禅宗以后，下分五派；至宋末元初，只“临济”、“曹洞”两宗独盛，临济声势尤在曹洞之上，而此宗的发祥地在南岳。到的明朝，两宗并衰。而入清以后，由于八旗王公以及各类新贵的提倡，两派复又大盛，依旧是临济更胜曹洞。 顺、康年间，有两个力能呼风唤雨的大和尚，一个是杭州灵隐寺的弘礼，号具德；一个即是苏州灵岩寺的弘储，号继起。弘礼门下造就了两个名人，一个是为雍正皇帝许为正人君子的左都御史沈近思；一个是花卉翎毛名家恽南田。弘储门下则多前明逃禅的遗民志士，如吴江县知县熊开元，便皈依在弘储座下，法号正志；还有一个超揆，是弘储最小的弟子，据说是“东林孤儿”。 明朝末年，东林党与魏忠贤、客氏这一伙阉党的冲突，正气凛然的东林党，备受荼毒；但孝子出于忠臣之门，留下了一班卓尔不凡的好子弟，以黄尊素之子黄宗羲为首的东林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世称“东林孤儿”；提起这四个字，令人肃然起敬，连“大人先生”亦不敢小看。因为如此，便有些先世是遗民，而跟东林着的上些微关系的，往往以“东林孤儿”自居，不过超揆倒是确有来历的。 超揆俗家姓文，但名一个果字。提起苏州文家，名气响便江南；文征明、文彭父子以后，出了个状元文震孟，是东林巨头。文震孟的胞弟震亨，便是超揆—文果之父，顺治二年绝食而死，得年六十一岁。 “中丞”赵宏恩所求教的那个人问说：“请问，超揆如果今年还在世，应该是多少岁？”赵宏恩被提醒了，“就算他是遗腹子好了。”他曲着手指说，“顺治二年一岁，十八年十七岁；康熙六十一年就是八十八岁了，今年雍正十一年，好家伙，明年不就是百岁大庆了。” “正是这话喽。中丞，你想，如今还会有个九十九岁的老和尚来朝南岳吗？” 这个“老和尚”就是文觉，他自称是继起“关山门”收的弟子超揆，以前一直如此冒充，现在要改口也改不过来了，只好将错就错充到底。但一路上随处都有通人，有的算一算年龄不对，私地下付之一笑，不大理他；有的故意请教他俗家的年龄；凡此都是文觉大为困窘，赵宏恩决定不让这种事发生。 赵宏恩心想，要巴结文觉，首许识得忌讳，在事的官员，不妨预先告诫；请来陪“国师”的在籍绅士，却不便以官府势力相加，湖南人是有名的“骡子脾气”，越是叫他要识趣，他偏不识趣。不过湖南人最重桑梓之情，不妨从这方面下手来试一试。 于是他备下盛宴，将省城到衡州府，预计能够跟文觉见面的士绅都请了来。觥筹交错之余，闲闲谈起，这一回国师南来，是一个能够将民隐上达的难得的好机会，向大家殷殷求教，应该提出一些什么要求，请文觉回京复命时，造膝密陈？ 发言的很多，内容也很广泛，但一直认为湖南人最大的痛苦是，徭役特重。因为湖南是中原通西南的孔道，所以只要在西南用兵，湖南便是毕经的冲途，当年平“三藩之乱”时，湖南被骚扰的鸡犬不宁，这几年苗疆有事，湖南复又大造池鱼之殃。国家为了戡平打乱，不得已而起大兵讨伐，这是举国皆当效力之事，不应独独苦累湖南百姓。 赵宏恩听完了所有的意见，当即以极诚恳的态度表示，他身为地方长官，对民间的隐痛，早已深切地感受到了；湖南徭役太重，他奏报过不止一次；可是皇帝不能因为某一省督抚的请求，破格准许。此例一开，是问对他省又如何？ “国师这一次来，我当然要把本省的苦楚，跟他详详细细谈一谈，请他代达天听。不过，”赵宏恩加重了语气说：“把我们的话，转奏给皇上是一回事，肯不肯替我们湖南人说好话又是一回事。湖南有什么请求，事关通案，碍难照准，皇上也有皇上的苦衷。如果旁边另外有人帮我们湖南人说话，皇上自己降至加恩湖南，恩出自上，不算湖南人的请求，他省无可援例，这情形就达不相同了。” 一席话说的举座动容，赵宏恩却不在作声了；让士绅们自己私下去谈论，终于得出一个结论：不管怎么样要把文觉拉到湖南这一边来，帮湖南人说好话。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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