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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


  这样一盘算,立即调动了一笔头寸,将分销各处的“黄金储蓄券”都由他一个人包了;而且发了一个电报出去:“本行承销黄金储蓄券悉数售出,特行报备。”没有几天,财政部正式公告,调整黄金储券价格。这个潘经理一念之间,发了一笔大财。

  消息灵通的人之中,有一个是专为国家银行印钞票的大业公司总经理李祖永;这天周末中午餐会,无意之中听得有关金储券的一言半语,判断下星期一就会调高售价。他自己不敢捡这个便宜,将这个情分送了给杜月笙,仆人密语,坚劝杜月笙以一千万法币购进五百两,转眼之间,可净赚黄金一百七十两。

  一百七十两黄金,自不在杜月笙眼中;但以李祖永如此热心,不忍在他头上泼冷水,便开了一张通商银行一千万元的支票交了给李祖永。

  到得第三天财政部的公告一发布;那就像赌场里开了一宝大冷门一样,顿时轰动;而且很快地谣诼纷传,说事先消息走漏,有某人某人藉此大获暴利。左证是:一向销路不太好的黄金储蓄券,在上星期六,销数突然到达一个高峰。这一下惊动了监察委员,立即展开调查;杜月笙所开的那张一千万元支票,亦在被查之列。

  不久,监察院公布了纠举书,指摘财政部此次办理黄金储蓄券每两加价一万元,事先泄漏机密,以致加价之前的星期六一天中,黄金储蓄券销数,突然大增;个中必有弊窦,显而易见。同时列举加价之前一二日内,大量购券人的九名商号,“杜镛”二字,赫然在列。

  这自然是报纸的头条新闻;而由于有杜月笙的姓名在内,更惹人注目,一时茶余酒后的闲谈,莫不以此为话题。杜月笙是名誉心极重的人,身经这种尴尬而又窝囊的丑闻,真如佛头着粪,万般无奈;精神上的抑郁沮丧,为“八一三”以来所未有。

  当然,监察院既有表示,司法方面不能不问;重庆地方法院检察处,着手侦查此案。杜月笙既然“榜上有名”,将来起诉,势必亦在被告之列。他心里在想,到那时消息传开来,上海滩上传一句:“杜先生吃官司哉!”三千年道行,打得精光;胜利以后,还有甚么脸回上海?因而忧心如焚,形神憔悴;最苦的是,这件事不能托人情,一托人情便见得自己情虚;同时也不能向友好解释,一解释揭穿真相,便等于出卖了李祖永,而人家是一片好意;这种江湖上视为“半吊子”的事,打死杜月笙也不肯做的。

  结果是,他自己绝口不提;至亲好友亦讳莫如深,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僵局,而就在传闻侦查终结,即将提起公诉,杜月笙自忖黄鳝修行,化到龙身,而终恐不免又堕泥涂之际,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。

  那时正是小矶内阁垮台以后不久。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来通知杜月笙,委员长召见。如其晋见回来,杜月笙的神平安静了;但对蒋委员长跟他说了些甚么,一字不提。不过,不到一星期的功夫,国民政府总务局长陈希曾亲自送来一本密码;这表示杜月笙将有远行,而此行的任务,是可以用这本密码直接报告蒋委员长的。

  那么是到那里去呢?有人问他,杜月笙摇头不答。但根据各种迹象,大致可以推断他是作东南之行;而任务是在策应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。

  为甚么推断是策应盟军呢?因为一年以前,在麦帅总部情报部门工作的昆丁.罗斯福少校——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孙子,在美国曾通过“钨沙大王”李国钦的关系,请杜月笙的一个在美留学的儿子杜维新,出信介绍昆丁.罗斯福给他父亲。

  在重庆见面以后,昆丁.罗斯福坦率地提出要求,希望杜月笙接受美国政府的委任,负责在上海地区策应盟军反攻的工作。杜月笙很委婉地谢绝了,但答应以盟友的立场,提供情报上的相互便利。当然,这番说法,是征得戴雨农同意的。因为有此一段往事,衡诸当前局势的发展,所以大家对杜月笙东南之行的任务,有这样一种猜测。

  这个猜测是正确的;有些人不说,此为出于戴雨农的策动,这个猜测也是正确的,但却很少有人知道,戴雨农请示蒋委员长召见杜月笙,别有深意。

  原来戴雨农与杜月笙缔交以后,在为国宣劳方面,始终合作无间;但在私交上却曾有过波折。为了高宗武事件,杜月笙未让戴雨农经手,彼此耿耿于怀,戴雨农觉得杜月笙不够朋友;而杜月笙也觉得不管怎么说,这件事不让戴雨农经手,总是伤了朋友的面子,他是宁可天下人负我,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度量,一直在想,总要为戴雨农好好帮个忙,朋友交情上才有交代。

  偏偏要帮戴雨农的忙就不容易。他的工作,若说要帮忙,个个要帮,那怕穷乡僻壤,不知天下之大的一个村妇,说不定对他的一桩重要任务,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;如果不要人帮忙,谁也帮不上忙。但终于有一次,杜月笙帮了他一个大忙。

  事起于一个有“财神”之号的显要,与戴雨农发生了严重的误会,有解职听勘的可能;杜月笙得知其事,神思默运,看准了“财神”是忠厚长者,事虽凶险,却不难化解;于是一方面安慰戴雨农,表示要在他身上“掼沙蟹”,一方面悄然奔走,运用灵活的手腕,以及他的具有特殊逻辑的说服力,从中斡旋,结果不但使得误会涣然冰释,而且为戴雨农挣得一个十足的面子。

  这一来便轮到戴雨农觉得欠杜月笙的这个情,非报不可。这一回出了这么一件窝囊事,戴雨农将心比心,最了解杜月笙的心情;今日之情,不是法律问题,不是是非问题,也还不是面子问题,而是要怎么样才能使得杜月笙心里不觉得委屈的问题。

  于是找到一个机会,在领袖面前,从容进言:大局到了紧要关头,盟军一旦在东南登陆,国军反攻,不能缺少上海社会上多方面的配合;而上海方面的动员,又不能缺少杜月笙的号召。不过最近他有无妄之灾,心情不好,加以天气又热,他的健康状况又差,即使肯去,只怕鼓不起劲来;如果委员长能召见,当面慰勉,杜月笙感恩图报,卖命都肯的。

  杜月笙深知人生在世,没有人一生处顺境;但也没有人一生都在逆境。安身立命的良方,是懂得加减乘除的道理,行有余力,多加多乘;遇到该减当除之际,自会有所弥补。若说“杜月笙吃官司”这句话是奇耻大辱,那么“委员长召见”就是无上光荣;最要紧的是“委员长召见”,正当知道“杜月笙吃官司”将成定局时,这就表示蒋委员长知道他是冤枉的,召见而赋予为国效劳的任务,便等于为他作了洗刷;司法如何处置,无足介怀了。

  他又在想:以戴雨农相知之深,自然了解,照他在抗战以来的表现,不要说是到东南去策应敌后;那怕让他假“落水”,真“卧底”,回上海去做“汉奸”,只要戴雨农说一句话:“月笙哥,这件事对国家的关系很大,非你不可。”他也会答一句:“好!雨农兄,格末侬说那能就那能。”既然如此,又何用惊动蒋委员长,特地召见?

  这一自问,自会恍然,戴雨农是将他的心境体会到至深至微之处,才苦心以这样的安排。当然,这件事只有心照不宣;事前事后,戴雨农都不能说的。这就是所谓“人之相知,贵相知心”;也就是他一向深认不疑的加减乘除的道理。

  * * *

  为了保密起见,杜月笙是带着四名随员、两名片从,单独从重庆出发,循川黔公路经綦江、桐梓、遵义而到达贵阳,与戴雨农相会合。

  在一起的还有“中美合作所”的美方负责人,海军准将梅乐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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