粉墨春秋(194)_高阳

一九四

　　于是呈准最高当局，然后通知行政院，逮捕了黄秋岳；由他的供词中，知道他的儿子亦脱不得干系，一并逮捕。对于封锁江阴水道的消息，他承认泄漏给敌人，自道宁作民族千古罪人；以救长江两岸生灵。意思是二十几条日本兵舰及两千海军陆战队，被封锁在长江中下游，必不肯束手待擒，而作困兽之斗，那时长江两岸的百姓，就会大遭其殃。

　　这话当然不会有人相信，事实上在当时知道他说这话的人，也没有几个。因为整个过程都是极高的秘密；而保持秘密的最大原因，是怕影响民心士气，同时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——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仍在南京；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，本已提出辞呈；七七事变爆发，为了共赴国难，已打消辞意，赶回任所。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未断，黄秋岳事件如果一公开，等于替日本制造找麻烦的口实，自属不智。

　　由于罪证确凿，军法审判的程序，很快地结束；父子双双伏法。熟悉黄秋岳的人，无不叹惜：“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贼！”他的诗、他的笔记，文彩义理，都是第一流的。

　　话虽如此，却没有一个人说政府不该判处黄秋岳死刑，唯一的例外是梁鸿志——他做过段祺瑞“执政”时期的秘书长；“九一八”以后，蒋委员长派吴鼎昌迎段南下，借住陈调元在上海的住宅；也就是后来的极斯非而路七十六号为公馆。政府每月致送生活费三万元；段祺瑞用来分享旧部；梁鸿志亦有一份，月得千元。段祺瑞一死，梁鸿志每月的津贴亦就失去了；因而怨及政府，借少年故交黄秋岳之死，做了一首诗寄托牢骚；这首五言诗：“青山我独往，白首君同归；乐天哀天涯，相提并论？大多莫人妙。有人指出，要从”甘露之变“中去参详，”甘露之变“是宰相王涯、我亦衔此悲。王涯位宰相，名盛祸亦随；秘书非达官，何事而诛夷？”

　　何以将黄秋岳与唐文宗的宰相王涯，相提并论？大多莫名其妙。有人指出，要从“甘露之变”中去参详，“甘露之变”是宰相王涯、李训谋诛宦官；诈言在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发现甘露。天降甘露是瑞征，史册记载：天下升起则甘露降。因此，当权的宦官仇士良，引领皇帝，亲临观赏。王涯、李训本埋伏了甲士在那里，打算尽杀宦官；不料事机不密；为仇士良所发觉，半途引驾回宫；说王涯、李训谋反大逆，急召禁兵入宫，王涯、李训皆被杀，并夷家族。梁鸿志的意思是，日本飞机在八月十五轰炸南京，目标在蒋委员长，决非黄秋岳的本意；犹如王涯本无弒帝之意一样。至于“诛夷”的“夷”字，是指黄秋岳的儿子而言；梁鸿志可能不知道，黄秋岳的儿子的一条命，是送在他父亲手里。

　　但须磨知道，黄秋岳父子是由他送入鬼门关的，自不免内疚于心；所以这一次在中国纵贯南北的旅行，到处打听黄家还有甚么人？最后是在北平找到了黄秋岳的弟弟。

　　他对胞兄胞侄的不名誉之死，痛心异常，因此也恨极了日本人；对于须磨的登门造访，拒而不纳。须磨无奈，托人以资助印行黄秋岳的遗作为名，致赠了一笔巨款；亦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，须磨想了却耿耿于怀的这桩心愿，是彻底失败了。

　　但在公务方面，须磨倒颇有收获，找到了一些旧关系，为外务省建立了几条情报路线，其中之一就是缪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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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一九四五年二月初，日皇召见重臣，听取了近卫的率直陈奏，认为战事必败，愈早求和愈有利；否则陆军内部的左倾思想抬头，将形成可怕的威胁。近卫并且提出了一张“预备役”将官的名单，认为是收拾残局的理想人选。

　　这张名单的第一名是宇垣一成。当近卫第一次内阁，在一九三八年夏天，为了想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而改组，接受多田骏与石原莞尔的意见，自台儿庄前线召回板垣征四郎，代替杉山元出任陆相时，宇垣一成亦代广田弘毅而为外相。宇垣的复起，是出于三井财阀“大番头”，近卫内阁的藏相池田成彬所推荐。统制派之得与财政界的结合，即肇因于池田成彬对垣宇一成的看重；这一次池田推荐宇垣出任外相，是打算着用宇垣的军部关系与他在财经方面的影响力，由外交途径来解决中国的战事。如果能够成功，则近卫内阁之后，将是宇垣、池田的联合内阁。

　　因此，宇垣谋和的交涉对象是，中国的财政巨头孔祥熙；实际上是由池田来的关系，结果为军部所破坏，宇垣一气之下，也不跟池田商量，自己亲笔写了辞呈，还有一道弹劾近卫的条文，卷在一起，面递近卫；而且就在近卫面前，先将弹劾文读了一遍，问一句：“有无其事！”接着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从此刻起，我不再是你的外相了！”

　　这是公子哥儿出身的近卫，从未有过的难堪。但他公而忘私，不记这段嫌怨，推荐宇垣出来收拾残局，亦仍是想到了宇垣与池田的合作，能够打通孔祥熙的关系，对蒋委员长作出有力的影响。

　　皇道派的人物，近卫推荐了四个人，在“七七事变”初起，担任“支那驻屯军”司令官的香月，以及反对扩大在华战事，而力主防俄的真崎甚三郎、小畑敏四郎及石原莞尔。近卫又建议：如有必要，也就是一定需要现役将官；那么阿南惟几，山下奉文亦可起用。

　　这是日本陆军中声望最高的两大将。两人都有在华作战的经验；亦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立过战功，山下奉文自马来半岛北部登陆，南下直攻新加坡，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初，依照预定作战计划，很精确地以四天时间占领新加坡。

　　但是，山下奉文是皇道派，他的声名太盛，正招统制派之忌；所以连同一向以陆军超然派出名的阿南惟几，都被调为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节制，在“满洲国”备边。虽非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，但多少总是投闲置散。

　　及至一九四三年夏秋之间，日本的海军及航空兵力，已处于明显的劣势；大本营设定了守势的“绝对国防圈”，中西太平洋新几内亚至澳洲北部的战备，有强化的必要，于是新组第二方面军，起用阿南惟几为司令；不久山下奉文亦被任命为十四方面军的司令，担当防守菲律宾的征途。

　　近卫认为阿南与山下所以能担负起收拾残局艰巨，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声望，可以让在中国的日军接受指挥。尤其是山下，他的那个“马来亚之虎”的外号，予人一个异常残暴的印象，其实，他比屠杀中国人的谷寿夫、酒井隆，甚至有“统制派别动队”之称的松井石根，好得太多。最特殊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在所有的日本将领中，只有他相信中国是不易被征服的——这一种基于现实而来的了解，比梅津美治郎、东条英机、杉山元、冈村宁次等人，由于误解中国历史而来的荒谬想法，有天渊之别。

　　梅津一派所了解的中国历史，只看到一种出于多种逆流所汇集的不幸结果；中国曾数次为北方异族入侵，而不得不暂时割弃；如辽、金、元、清皆是。“统制派”从这些中国历史中，自我领受了鼓励；他们所策动的华北五省独立，包括的地区，正是辽金的领域；也是五胡十六国及北魏的领域。同时，从北洋政府时代以来，他们认为中国多的是石敬塘之流的失意政客与军阀，只要让他们感受到有坚强的靠山，出现第二个“满洲国”是不成问题的一件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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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日皇昭和对于近卫的陈奏，当然很重视；但是军部的势力，积重难返；而西园寺公爵在辅弼昭和的年代，一直强调英国式的政体。所以昭和心以为是，却不能拿出断然的决心，作明快的处置。

　　昭和告诉近卫，军部并非不想求和，但要在打一个大胜仗以后，可以因为取得较好的谈判地位。近卫却为昭和指出：军部有此想法，由来已久；但在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，想法马上改变了。那时如果有人提议谋和，一定为同僚所讥斥。也许军部是觉悟了，但已经没有机会了；永不可能再有大胜一仗的机会。

　　因此，这一次破天荒地天皇个别召见重臣，垂询国事，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。陆军中属于统制派中的死硬派，仍然接受东条的观点，认为胜败之数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，尤其是对本土决战，充满了信心，以一亿斗志昂扬的日本国民，足以消灭任何登陆的敌军。对于美国的宣传，一旦登陆，可以在四周以内击败日本说法，东条嗤之以鼻，他说：区区硫磺岛之战，即已花费了美军四年的时间。

　　▼第十三章　全面求和

　　（“小道士”缪斌赴日与小矶国昭垮台。）

　　日本的全面求和工作，当小矶内阁成立不久，即已开始，关键人物是早就参与内阁情报工作的绪方竹虎。

　　他是福冈县人，出身于早稻田大学；主修政治经济。毕业后加入《朝日新闻》工作；后来又留学欧美，学成回国仍回《朝日》，当到“专务总主笔”、副社长。由于他的家世、籍贯、经历，使得他在日本朝野的各方面具有广泛的关系。福冈在北九州，介乎长州、萨摩之间，与两派藩阀都拉得上关系；主和最力的杉山元大将，又正是他的福冈小同乡，话亦可以讲得通。

　　他的父亲绪方通平是福冈农工银行界的领袖，以此渊源，获得财阀的支持，自不在话下。再由于留学欧美，自由主义的味道较浓，与一班因大东亚战争而被闲置的政治家如币原喜重郎、吉田茂等人都有往来。当然，最主要的是在《朝日新闻》服务三十年，使得他能遍识日本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，还有各国的许多外交官。在日本社会中，可再也没有比绪方具有更多更广泛的人际关系；因此，在东条内阁，他受邀担任“情报部参与”；小矶内阁成立，更一跃而为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，表面上是主持宣传工作，实际上获得小矶的支持，军部的默许，从多方面去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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