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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三

但周佛海不听。虽说书生之见，纸上谈兵，毕竟也有其可取之处；而所以连考虑都不考虑的最大原因是，不管军统也好，三战区也好，都只能由他配合对方的要求作必要的因应行动；而不能由他作主来采取任何战术；更不用谈战略了。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到了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初，任何公共场所都在公开谈论日本人在那里惨败，怎么样惨败；以及蒋委员长最近发表了甚么令人兴奋的谈话？常挂在一般人口头上的一句话是“天快亮了！”而且大庭广众之间，公然有人指出“中央储备银行”钞票的花纹中，分散隐藏的“中央马上来”五字——看清楚了的人的那种惊喜之情，是谁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。 　　金雄白既兴奋又苦闷，与周佛海的接触当然亦更密切；一天傍晚，周佛海跟他说：“有件事要请你赶快办。中央要我办一个规模比较好的印刷厂，作为反攻开始以后，敌后宣传之用。这件事要快；请你负责筹备。经费不成问题，向我要。” 　　“钱是小事。”金雄白踌躇着说：“印刷器材都仰给于国外；海运中断，来源缺乏，只有去找存货。这时间上就很难说了。” 　　“一定要想办法！”周佛海近乎不讲理地说：“没有办法也要有办法。” 　　金雄白灵机一动，顿有无比轻松之感；原来他早想结束《平报》，却以种种顾虑，下不了决心。现在他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理由；迟疑犹豫，一扫而空，所以觉得轻松。 　　“没有办法中想办法，倒逼出一个很好的办法。我把《平报》停刊；不必另起炉灶，留用原有的员工设备，留待他日之用，如何？” 　　“很好！就这样，请你马上进行。” 　　于是金雄白找了个清静地方，一个人先盘算停当；然后在半夜里，坐车到报馆，等总编辑王治明看过“大样”，邀他一起到亚尔培路二号去消夜。 　　关起门来，樽边密谈；金雄白将决定停刊的缘故，告诉了王治明，问他的意见。 　　“这是为了国家的需要，我完全赞成。不过这是机密，不便向同仁公开；总要有个合理的说法才好。” 　　“是的，我想过。反正大局如何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只说办报没有前途，决定改为印刷所。”金雄白又说：“这话也不必太早宣布；目前请经理部先准备，该收的广告费、报费尽量收回。订户奉送报费一个月，预收的要退回。” 　　王治明点点头问：“定在甚么时候停刊？” 　　“六月底。” 　　“有二十天的工夫，够了。”王治明又问：“向读者报告停刊的原因是甚么？” 　　“我现在所想到的是，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理由。这篇停刊词我自己来写。” 　　“当然非如椽大笔不可。”王治明很仔细地想了一会，“有两个问题，现在要考虑，第一是留用人员的薪水——” 　　“那不成问题，《海报》只谈风花雪月，照常出版；《海报》逐月的盈余，可以维持《平报》同仁的薪水，虽然还差一点，仍旧还可望自给自足。因为《平报》一停，广告客户转到 《海报》，收入还会增加。” 　　“嗯、嗯！”王治明接下来说：“第二个问题，实在是我的建议；现在白报纸缺货，得要想法子弄一批存起来，一旦要用时，才不至于措手不及。” 　　“一点不错！你有甚么好办法？” 　　“很简单，我们多报配额，少印报。一天积余二十吨，十天就是二百吨。” 　　“好极，好极！此法甚妙，准定照这样做。” 　　于是从第二天开始，便少印了好些报；但对“宣传部”却以时局紧张，报份增加，要求提高配额。不过，问题是多报少印，一进一出所积余的大量白报纸，需要善作处理；如果存在仓库，到有紧急用途时，只怕无法提取；摆在报馆，未免惹眼，万一有人检举，真赃俱在，很难解释。 　　想来想去，只有凭一道空心的夹墙，作为贮存白报纸之用。以原定的一天二十吨为目标，到停刊那天，预定可以容纳四百吨左右的夹墙中，也差不多堆满了。 　　《停刊辞》见报那天，自然引起社会普遍的注目。以“战时节约物资”为由，并不足取信于读者；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无论汪政府或者日本方面，都希望宣传鼓吹的工具越多越好，物资再节约也不会节约到报纸上。除非大局已到了宣传鼓吹亦无用的程度，才会停刊。 　　当然，有许多事业上的，交情上的亲友来打听他停办《平报》的真正目的是甚么？金雄白只说：“就是《停刊辞》上的那些话。” 　　《停刊辞》上的话，有几句的弦外余音，耐人寻味，而终于为宪兵队识破机关；金雄白亲自执笔的这篇文章中说：“国家如果需要我们，我们将随时期而效劳。”这句话便是指改办印刷所而言；日本宪兵队认为语意暧昧，大动疑心。最不巧的是，杜月笙恰好在 《平报》停刊之前，到达浙东淳安；此地是戴雨农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，所以杜月笙此来极可能是为了策划东南地区，特别是上海方面如何接应国军反攻，而《平报》迟不停，早不停，恰于此时停刊，其中定有关联，已决定采取行动，要求金雄白解释——解释得不够圆满，座上客立刻就会变成阶下囚。 　　得到这个消息，金雄白又惊又喜；但亦不无疑惑，杜月笙的健康状况极差，溽暑之际，长途跋涉，来到这个生活起居及医疗条件，远不及重庆的浙东小城，有必要吗？如说指挥策应，仅有电台可用；而且在重庆有副完整的班底，应比在淳安方便得多。于是，金雄白首先就找唐世昌去打听；证实了杜月笙已到淳安，一行七人，除了两名佣人以外，其余是顾嘉棠、叶焯山及一个胡秘书、一个名片而为名医的庞医师，都是金雄白的熟人。 　　谈到杜月笙何以不坐镇重庆，遥为指挥，而须亲临并不能发生太大作用的浙东；果然有段内幕。 　　＊ ＊ ＊ 　　民国三十四年夏天，财政部决定调整“黄金储蓄券”的价格。原定的办法是，存入法币两万元，期满取黄金一两；调整的幅度是百分之五十，每两三万元，一日之隔，升值一半，自是暴利。 　　这当然是绝对机密的决定，但有极少数的人，或者消息灵通；或者脑筋灵活，仍旧大发利市。有个省银行的经理姓潘，接到财政部长从重庆来电话，垂询一事；谈完了，部长问道：“黄金储蓄券销得怎么样？” 　　“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！”潘经理随口回答。 　　“你查一查，没有销出去的都把它收回来好了。” 　　“是、是！” 　　挂断电话，这潘经理心想，抗战以来政府销各类公债；销“美金储蓄券”，唯恐销行不尽；何以对“黄金储蓄券”竟似不愿多销？看起来此券身价看涨。法币日益贬值，倒不知收买“黄金储蓄券”保值为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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