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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五


  前一年“财神”与戴雨农发生严重误会,别有因果;但使得戴雨农几乎栽跟头的一事由,却是为了梅乐斯与他的部属。请了人家来,自然要有地方给人家住,但供给的住处,总不能让洋人上露天茅坑,起码要有简陋的卫生设备;事机紧迫,又为了保防上的严格要求,无法正式备公事,请预算、公款公用,为盖中美合作所宿舍挪动了一个短时间,不道为“赵玄坛”座下的“黑老虎”抓住了“小辫子”。板起脸来公事公办,这话自然就难说了。

  有此一段渊源,加以梅乐斯久知杜月笙的名声,所以相处极欢。“三人同心,其利断金”,有戴、杜、梅同心合力到东南去部署,盟军登陆、国军反攻,可说胜算在握。因此,当杜月笙换上中山装,登上军用机时,步履轻快,豪情万丈,似乎年轻了好几岁。

  第一站是贵州东行的要冲芷江;逗留三天,续飞福建长汀,循陆路经连城、永安而抵南平;复由建甄、崇安入江西转道入浙,安抵淳安。

  * * *

  “那么,”金雄白问道:“你们恒社总有人去见杜先生吧?”

  “杜先生从重庆动身,我们就派人到半路上去接了。在长汀见的面。”唐世昌又说:“到了淳安,有熟人回上海;杜先生托他带了信来,说就要回来了。”

  “怎么回来法?打回来?”

  唐世昌笑笑答说:“这就不知道了。这些都是采丞经手;你最好跟他详细谈一谈。”

  “过几天再去看他,这两天我遇到点麻烦,先要把他摆平了再说。”

  “是,”唐世昌关切地问:“为了《平报》停刊的事?”

  “是的。”金雄白问:“你听到甚么没有?”

  当陈群出任“江苏省长”时,发展谢葆生为“警务处长”;此人当年是杜门“八股党”之一,此时在上海开一家“仙乐斯舞厅”。他之“荣任警务处长”,在观感上不仅比褚民谊当“海军部长”还要滑稽;而且还会使人将瓦冈寨上,头插两根野鸡毛的程咬金,与汪精卫联想在一起。陈彬龢便毫不容情地斥之为“流氓政治”。汪政府的“高官”自是人人愤怒,但却无可奈何。

  由此可知,陈彬龢仆人,里外皆红。里红是赤化,外红是日本国旗上的太阳;当然,很少人识得透他的外红是掩护里红。不过,在里外两层红之间,总还裹着薄薄的一层白;如与金难白的友谊便是。

  金雄白跟他本无深交,只为周佛海对这个“既不能令,又不受命”的陈彬龢颇为头痛,特地关照金雄白去接近拉拢;周佛海给他一个原则:凡是陈彬龢参加的社团,金雄白也要参加。这样,如果不能影响陈彬龢的态度,不得已而求其次,还可掣他的肘。

  因此,金雄白的名字便常与陈彬龢连在一起,看起来焦不离孟、孟不离焦;实际上有如法警与犯人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,形影相随,而立场相反。

  他们一起参加了好些社团,最重要的一个是“上海市市政咨询委员会”。这个组织彷佛市参议会,但实际权力很大;比较重要的市政设施,在决策之前,先须这个委员会认可。“咨询委员”一共十九人,包括政坛耆宿颜惠庆、李思浩;“海上三老”;银行家周作民、唐寿民;实业家吴蕴斋、项康元、郭顺等等知名之士。报界被延揽的,就只有陈彬龢与金雄白。

  有一次市政咨询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,因为粮源不继,配给的“户口米”将告中断。

  太湖区域,本来是中国的谷仓之一,但是日本军队将产米的苏州、松江、青溥一带划为军米区;新谷登场由日军全部收购为军粮,以致上海的民食问题,一直形成市政上的重大压力。在珍珠港事变以前,可购洋米补充;此时海运中断,唯有从内地军米区去设法,这就不能不与虎谋皮了;当场推定陈彬龢与金雄白负责解决这个问题——十九名委员中只有他们两个人跟各式各样的日本人,打过各式各样的交道。

  日军军米区的管辖者,是在日军中颇有势力的苏州特务机关长金子,恰好他到上海,住在江西路都城饭店。陈、金二人联袂往访,直道来意,希望金子能在日军军米中拨出多少吨,维持上海“户口米”的配给。

  金子考虑了一会说:“米不成问题,不过要有交换条件。”

  “请你开出来。”陈彬龢说。

  金子开的条件是:第一、米价须以现款交易;第二、负责疏散上海部分工厂,迁往内地;第三、供给民夫两万人,为日军构筑防御工事。

  这三个条件都是难题。首先,现钞——“中储券”由于印钞票的原料不继,异常缺乏;市面交易数字稍大,都用各银行同业往来的支付凭证,诨名“八卦丹”的“拨款单”代表,要筹大量现钞,自然煞费周章,但并非不能解决。

  无法办到的是另外的两个条件;金雄白正准备与金子交涉时,不想陈彬龢已一口应承,“可以!”他说:“我们接受条件。”

  “那么做一个书面纪录。”

  金子找来一张白纸,潦潦草草地写成一个备忘录。陈彬龢稍为看了一下,很快地签了字;接着将笔递了给金雄白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立场应该是一致的;金雄白万般无奈,举笔如扛鼎似地也签了字。金子收下备忘录,表示满意。

  “我们已经接受了条件。”陈彬龢说:“中国人说:‘民以食为天’,希望贵方能够尽快交来。”

  “可以!不过,你们应该先履行第一个条件。”

  第一个条件就是缴纳米价的全部现款。“银货两起”是交易惯例,不能说金子苛求;陈彬龢便说:“三天以内缴款。”

  “我也在三天之内缴米。”

  谈判看起来很顺利;金子还开了一瓶日本清酒款客。小饮数杯、双双告辞;一到了汽车上,金雄白便埋怨陈彬龢。

  “这样的条件,你怎么可以答应?我们没有理由强迫工厂内迁;也不能征集那么多民夫去替日本人做防御工事。完全是办不到的事!”

  “我根本也没有打算办到。上海几百万人要断炊了,我们先把米骗到手再说。”

  “你倒说得轻松!日本人肯放过你吗?”金雄白说:“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应付得过去?”

  “只有拖在那里再说。到拖不过去了,我跟你两个人共同负责;你怕日本人杀你,是不是?”

  金雄白默然,冷静地想一想,舍此以外,没有第二个办法,可让日本人乖乖地运米到上海来。

  当然,全部米价现钞,以周佛海的地位,是不会太困难的。其余的两个条件,陈彬龢只在游民习艺所调用了一百多好吃懒做的所民,说是“第一批,先送备用”以外,就再也不理日本人的催促了。

  由于这一次共事的经验,金雄白对陈彬龢有了深一层的认识;陈彬龢也觉得金雄白是有担当的人,大可结交。因此,仅管在公的方面,常有争执;私交却是很不坏的。

  这时由于唐世昌的提醒,金雄白便直接去找陈彬龢,说明来意。果然,陈彬龢话不多说,起身取了帽子,只说得一个字:“走!”

  他陪着金雄白,到日本陆海军报导部、宪兵队、大使馆,费尽唇舌,多方解释;总算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,让金雄白又逃避了一次难关。

  “雄白兄,”陈彬龢问道:“你几时有空,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。”

  “今天就可以。”

  “今天不行!”陈彬龢说:“我们需要找一个从容的时间;很冷静地分析当前的局势。”

  “那么,明天晚上如何?”金雄白说:“地点由你挑。”

  “好!明天下午我打电话给你;那时再约地点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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