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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八九


  行动非常简单容易,只要将呢帽“掉包”,真可说是举手之劳;但下手之前,必须具备两个条件:第一、要确定日本人会来;因为跟踪期间,曾发现有一次只有黄秋岳一个人,日本人未到。倘或如此,黄秋岳戴回去的,应该是他原来的帽子;帽中无物,倒也罢了;如果夹着甚么东西,一看已不翼而飞,自然知道出了问题,可能立即开溜。

  其次是必须在黄秋岳先到,而日本人未到之前下手。因为日本人先来,黄秋岳后到,再加上行动人员,挂钩上就会出现三顶同样的呢帽,目标过于显著,引人注目,亦是件很不妥的事。

  好在那个日本人,也早在监视之下,知道了他的住处;并掌握了其它必要的数据,总在中午十一点半至十二点之间出发,坐一辆黑色别克汽车。所以行动之前,沿路派出“观察员”,用电话传通消息,确实控制了日本人的行动。

  第一次没有成功,因为黄秋岳一到,日本人接踵而至,没有时间来掉包。第二次差点出问题,帽子已经掉到手了,而日本人中途改变行程,不到国际联谊社;幸亏行动人员还在,赶紧将黄秋岳的帽子又掉了回去。

  第三次成功了。这天中午黄秋岳先到;行动人员在那日本人的汽车驶近国际联谊社减速将停时,才根据守在门外的同僚的暗号,以极敏捷的手法,换走了黄秋岳的帽子。

  帽中果然有花样在,帽檐内侧作衬底的一道皮圈中,夹着一张纸,蝇头细字写着好几条中央最新的决定,一条是国民党中常会虽决议授权蒋委员长组织大本营,行使海陆空军的最高统帅权,并统一指挥党政;但蒋委员长为了尊重林主席的地位,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;再一条是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提出报告,陈述日军在“七七”、“八一三”开衅的经过,指出日本政府负全责;并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动,加以干涉。此外还有军政人员预备调动的情况之类。

  黄秋岳的笔迹是早就搜集了样本,细加核对;完全相符。黄秋岳的罪行,是确凿无疑的了,但应该如何采取行动,却大有研究的余地。

  当然,若说要依法逮捕,手到擒来,毫不费事;但如果他们授受双方都不知道帽子已在暗中掉了包;那就不妨再来一次,进一层了解黄秋岳到底知道了多少机密;出卖了多少机密?甚至,下一次不妨调日本人的帽子,看看对方对黄秋岳是何指示;想要些甚么情报?

  但讨论到最后,还是认为以及早逮捕黄秋岳为妥。因为日本人拿回那顶帽子,一看里面空空如也;很可能会立即跟黄秋岳联络,然后再进一步仔细检查那顶帽子——虽说已经“做旧”,毕竟有许多特征是瞒不过所有人的耳目的。等发觉呢帽已非原物,可以推想到,是怎么回事?于是,黄秋岳畏罪自杀;那一来,有多少情报已落入敌人手中,以及日本方面是用甚么方法能够打入中央政府最机密的部门,便都成谜了。

  于是呈准最高当局,然后通知行政院,逮捕了黄秋岳;由他的供词中,知道他的儿子亦脱不得干系,一并逮捕。对于封锁江阴水道的消息,他承认泄漏给敌人,自道宁作民族千古罪人;以救长江两岸生灵。意思是二十几条日本兵舰及两千海军陆战队,被封锁在长江中下游,必不肯束手待擒,而作困兽之斗,那时长江两岸的百姓,就会大遭其殃。

  这话当然不会有人相信,事实上在当时知道他说这话的人,也没有几个。因为整个过程都是极高的秘密;而保持秘密的最大原因,是怕影响民心士气,同时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——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仍在南京;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,本已提出辞呈;七七事变爆发,为了共赴国难,已打消辞意,赶回任所。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未断,黄秋岳事件如果一公开,等于替日本制造找麻烦的口实,自属不智。

  由于罪证确凿,军法审判的程序,很快地结束;父子双双伏法。熟悉黄秋岳的人,无不叹惜:“卿本佳人,奈何作贼!”他的诗、他的笔记,文彩义理,都是第一流的。

  话虽如此,却没有一个人说政府不该判处黄秋岳死刑,唯一的例外是梁鸿志——他做过段祺瑞“执政”时期的秘书长;“九一八”以后,蒋委员长派吴鼎昌迎段南下,借住陈调元在上海的住宅;也就是后来的极斯非而路七十六号为公馆。政府每月致送生活费三万元;段祺瑞用来分享旧部;梁鸿志亦有一份,月得千元。段祺瑞一死,梁鸿志每月的津贴亦就失去了;因而怨及政府,借少年故交黄秋岳之死,做了一首诗寄托牢骚;这首五言诗:“青山我独往,白首君同归;乐天哀天涯,相提并论?大多莫人妙。有人指出,要从”甘露之变“中去参详,”甘露之变“是宰相王涯、我亦衔此悲。王涯位宰相,名盛祸亦随;秘书非达官,何事而诛夷?”

  何以将黄秋岳与唐文宗的宰相王涯,相提并论?大多莫名其妙。有人指出,要从“甘露之变”中去参详,“甘露之变”是宰相王涯、李训谋诛宦官;诈言在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发现甘露。天降甘露是瑞征,史册记载:天下升起则甘露降。因此,当权的宦官仇士良,引领皇帝,亲临观赏。王涯、李训本埋伏了甲士在那里,打算尽杀宦官;不料事机不密;为仇士良所发觉,半途引驾回宫;说王涯、李训谋反大逆,急召禁兵入宫,王涯、李训皆被杀,并夷家族。梁鸿志的意思是,日本飞机在八月十五轰炸南京,目标在蒋委员长,决非黄秋岳的本意;犹如王涯本无弒帝之意一样。至于“诛夷”的“夷”字,是指黄秋岳的儿子而言;梁鸿志可能不知道,黄秋岳的儿子的一条命,是送在他父亲手里。

  但须磨知道,黄秋岳父子是由他送入鬼门关的,自不免内疚于心;所以这一次在中国纵贯南北的旅行,到处打听黄家还有甚么人?最后是在北平找到了黄秋岳的弟弟。

  他对胞兄胞侄的不名誉之死,痛心异常,因此也恨极了日本人;对于须磨的登门造访,拒而不纳。须磨无奈,托人以资助印行黄秋岳的遗作为名,致赠了一笔巨款;亦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,须磨想了却耿耿于怀的这桩心愿,是彻底失败了。

  但在公务方面,须磨倒颇有收获,找到了一些旧关系,为外务省建立了几条情报路线,其中之一就是缪斌。

  * * *

  当一九四五年二月初,日皇召见重臣,听取了近卫的率直陈奏,认为战事必败,愈早求和愈有利;否则陆军内部的左倾思想抬头,将形成可怕的威胁。近卫并且提出了一张“预备役”将官的名单,认为是收拾残局的理想人选。

  这张名单的第一名是宇垣一成。当近卫第一次内阁,在一九三八年夏天,为了想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而改组,接受多田骏与石原莞尔的意见,自台儿庄前线召回板垣征四郎,代替杉山元出任陆相时,宇垣一成亦代广田弘毅而为外相。宇垣的复起,是出于三井财阀“大番头”,近卫内阁的藏相池田成彬所推荐。统制派之得与财政界的结合,即肇因于池田成彬对垣宇一成的看重;这一次池田推荐宇垣出任外相,是打算着用宇垣的军部关系与他在财经方面的影响力,由外交途径来解决中国的战事。如果能够成功,则近卫内阁之后,将是宇垣、池田的联合内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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