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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〇

　　因此，宇垣谋和的交涉对象是，中国的财政巨头孔祥熙；实际上是由池田来的关系，结果为军部所破坏，宇垣一气之下，也不跟池田商量，自己亲笔写了辞呈，还有一道弹劾近卫的条文，卷在一起，面递近卫；而且就在近卫面前，先将弹劾文读了一遍，问一句：“有无起事！”接着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从此刻起，我不再是你的外相了！”

　　这是公子哥儿出身的近卫，从未有过的难堪。但他公而忘私，不记这段嫌怨，推荐宇垣出来收拾残局，亦仍是想到了宇垣与池田的合作，能够打通孔祥熙的关系，对蒋委员长作出有力的影响。

　　皇道派的人物，近卫推荐了四个人，在“七七事变”初起，担任“支那驻屯军”司令官的香月，以及反对扩大在华战事，而力主防俄的真崎甚三郎、小畑敏四郎及石原莞尔。近卫又建议：如有必要，也就是一定需要现役将官；那么阿南惟几，山下奉文亦可起用。

　　这是日本陆军中声望最高的两大将。两人都有在华作战的经验；亦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立过战功，山下奉文自马来半岛北部登陆，南下直攻新加坡，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初，依照预定作战计划，很精确地以四天时间占领新加坡。

　　但是，山下奉文是皇道派，他的声名太盛，正招统制派之忌；所以连同一向以陆军超然派出名的阿南惟几，都被调为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节制，在“满洲国”备边。虽非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，但多少总是投闲置散。

　　及至一九四三年夏秋之间，日本的海军及航空兵力，已处于明显的劣势；大本营设定了守势的“绝对国防圈”，中西太平洋新几内亚至澳洲北部的战备，有强化的必要，于是新组第二方面军，起用阿南惟几为司令；不久山下奉文亦被任命为十四方面军的司令，担当防守菲律宾的征途。

　　近卫认为阿南与山下所以能担负起收拾残局艰巨，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声望，可以让在中国的日军接受指挥。尤其是山下，他的那个“马来亚之虎”的外号，予人一个异常残暴的印象，其实，他比屠杀中国人的谷寿夫、酒井隆，甚至有“统制派别动队”之称的松井石根，好得太多。最特殊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在所有的日本将领中，只有他相信中国是不易被征服的——这一种基于现实而来的了解，比梅津美治郎、东条英机、杉山元、冈村宁次等人，由于误解中国历史而来的荒谬想法，有天渊之别。

　　梅津一派所了解的中国历史，只看到一种出于多种逆流所汇集的不幸结果；中国曾数次为北方异族入侵，而不得不暂时割起；如辽、金、元、清皆是。“统制派”从这些中国历史中，自我领受了鼓励；他们所策动的华北五省独立，包括的地区，正是辽金的领域；也是五胡十六国及北魏的领域。同时，从北洋政府时代以来，他们认为中国多的是石敬塘之流的失意政客与军阀，只要让他们感受到有坚强的靠山，出现第二个“满洲国”是不成问题的一件事。

　　＊ ＊ ＊

　　日皇昭和对于近卫的陈奏，当然很重视；但是军部的势力，积重难返；而西园寺公爵在辅弼昭和的年代，一直强调英国式的政体。所以昭和心以为是，却不能拿出断然的决心，作明快的处置。

　　昭和告诉近卫，军部并非不想求和，但要在打一个大胜仗以后，可以因为取得较好的谈判地位。近卫却为昭和指出：军部有此想法，由来已久；但在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，想法马上改变了。那时如果有人提议谋和，一定为同僚所讥斥。也许军部是觉悟了，但已经没有机会了；永不可能再有大胜一仗的机会。

　　因此，这一次破天荒地天皇个别召见重臣，垂询国事，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。陆军中属于统制派中的死硬派，仍然接受东条的观点，认为胜败之数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，尤其是对本土决战，充满了信心，以一亿斗志昂扬的日本国民，足以消灭任何登陆的敌军。对于美国的宣传，一旦登陆，可以在四周以内击败日本说法，东条嗤之以鼻，他说：区区硫磺岛之战，即已花费了美军四年的时间。

　　【第三部　第十三章　全面求和】

　　日本的全面求和工作，当小矶内阁成立不久，即已开始，关键人物是早就参与内阁情报工作的绪方竹虎。

　　他是福冈县人，出身于早稻田大学；主修政治经济。毕业后加入《朝日新闻》工作；后来又留学欧美，学成回国仍回《朝日》，当到“专务总主笔”、副社长。由于他的家世、籍贯、经历，使得他在日本朝野的各方面具有广泛的关系。福冈在北九州岛，介乎长州、萨摩之间，与两派藩阀都拉得上关系；主和最力的杉山元大将，又正是他的福冈小同乡，话亦可以讲得通。

　　他的父亲绪方通平是福冈农工银行界的领袖，以此渊源，获得财阀的支持，自不在话下。再由于留学欧美，自由主义的味道较浓，与一班因大东亚战争而被闲置的政治家如币原喜重郎、吉田茂等人都有往来。当然，最主要的是在 《朝日新闻》服务三十年，使得他能遍识日本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，还有各国的许多外交官。在日本社会中，可再也没有比绪方具有更多更广泛的人际关系；因此，在东条内阁，他受邀担任“情报部参与”；小矶内阁成立，更一跃而为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，表面上是主持宣传工作，实际上获得小矶的支持，军部的默许，从多方面去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。

　　他所恃的“触角”，便是朝日新闻社派在国内外各地的记者。日本新闻记者，往往负有政治任务；而日本的政治家亦每每与新闻机构结有深厚的关系，如同盟社之掩护近卫，担当过许多必须保持机密的任务。当多田骏与石原莞尔，决定排除杉山元，间接建议起用板垣征四郎时，作为第五师团长的板垣，正受困于台儿庄，与前线将领的任何联络，必须通过军部，而近卫不愿军部知道他的意图，结果便是由同盟社的战地记者古野伊之助携着近卫的亲笔信，在台儿庄阵地面交板垣，方能将他召回东京。

　　绪方的探索和平工作，亦由《朝日新闻》记者秘密担任；最初是由朝日新闻社经理铃木文史郎与瑞典驻日公使伯桂接触，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间，铃木将这一层关系移交给了外相重光葵。与此同时， 《朝日新闻》驻上海的记者田村真知，回东京时面告绪方竹虎，说汪政府的“立法院前院长”缪斌有意作为东京与重庆谈和的中间人；而且他也有资格作中间人。

　　于是绪方便告诉小矶，有这样一条路子，值得一试。小矶认为可疑，因为缪斌是早就由于贪污而为中国政府所淘汰的人物；但以急于脱出陷入中国大陆的泥淖，不愿轻易舍弃这一机会，因而决定，派他在士官的同学、已列入预备役的陆军大佐山县初男到上海，了解缪斌的情况。

　　山县的来意为军统所获知，戴笠便设计了一套愚弄日本政府的作业，迂回曲折地供给了山县许多有关的资料；这些资料都指出，缪斌与重庆方面有一种“特殊关系”；并且有重庆的要人“支持”；如果他出任中日谈和的“中间人”，一定能将日本方面的意见“转达”最高当局，并受到“重视”。

　　接得山县的报告，小矶颇为兴奋，便在阁议中正式提出，透过缪斌直接向重庆谋和的建议。外相重光葵立即表示反对，他认为第一、对中国的和平工作，应取得“汪政府”的谅解，必须通过南京到达重庆。第二、缪斌是不足以信任的。当缪斌自江苏民政厅长任内因案免职时，重光正在上海当总领事，所以对缪斌的劣迹，相当了解；所提出的论据是很有力的。

　　此外，陆相杉山元、海相米内光政、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则都表示，鉴于过去的工作事例，对这件事不必寄以太多的期望。不过态度虽不热心，亦未像重光那样极力反对。

　　话虽如此，小矶相信他的同学，过于阁僚；只是外相既然不赞成，未便独断独行，所以改换一个名义，以听取情报为理由，派绪方安排缪斌作东京之行。

　　缪斌出卖风云雷雨的手法，一向很高明，除了他所说的另有一名“中国政府”的特别代表，需要经过他先跟日本最高决策人士接触以后，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展开直接谈判以外，另有一组工作人员，携带专用的电台，随同赴日。这也就是使小矶“入迷”的主要原因，所以特别叮嘱，这些工作人员及电台，一定要带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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