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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一八七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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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炳贤随身带着许多来自大后方各地，对汪精卫的批评，口诛笔伐，严于斧钺；但在“公馆派”的人看，倒不如平心静气的分析，反能令人折服。 有一本青年党办的刊物，叫做《国论周刊》，因为是友党，认为持论比较客观，其中有一评论汪精卫的文章，格外受到重视；说汪精卫是十足地道的旧式文人，凡是中国旧式文人所易犯的毛病，汪精卫都有。 这些毛病中，最常见的是每每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情感，歌哭无端，忧喜无常。大庭广众之间，尽管大家一团高兴，而他可以忽然忧从中来，不胜其飘零沦落之感。同时旧式文人照例有一种夸大狂，尽管所见所知，平常得很，但总自诩为有甚么独得之秘，因此目无余子，可以把别人特别缩小，而把自己特别放大。气量又狭小，稍不如意，即不胜其悻悻之态。 说得最深刻的是，旧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，却又最喜欢搞政治，因为中国过去的政治，根本是浪漫的，最合旧式文人的胃口。中国文学缺乏逻辑，所以旧式文人便只有感想，有慷慨、有冲劲，却不长于思考；感觉敏锐，却禁不起刺激。凡此都是最不适宜搞政治的性格；而汪精卫偏偏无自知之明。 许多人觉得这是切中汪精卫病根的话，但没有个人敢跟他说；当然也不会拿这篇文章给他看。但因为有这些评论，以及顾孟余不闻不问，陈公博坚决反对的情形在，所以有些人决定在干部会议中保持沉默，仔细观望。 到会的干部，济济一堂，有五六十人之多。汪精卫的态度很平静，只说为了挽救危亡，不得已挺身出来发起和平运动；对应该不应该“组府”，希望大家发表意见。 等他说完，周佛海一马当先，主张“组府”。首先表示，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，就应当不避嫌疑、不择手段，出而担当大任。他说重庆亦未尝没有人主张和平；而且这种人还不少，不过，他们不敢有所主张，是因为心里存着一种疑惧，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？倘或能跟日本交涉，取得有利的条件，重庆方面疑虑尽释，响应和平运动的人，将会风起云涌。 最后便提到现实问题了。这么多人从重庆出来，赤手空拳发起和平运动，如果不组织“政权”怎么办？周佛海只说安全没有保障；实际上人人都明白，偏独安全，连生活都成问题。总不能说老由日本人接济；那一来更坐实了汉奸的罪名，而且是日本人“御用汉奸”。 其中确确实实也有怀抱天真的想法，为汪精卫的“理想”所感动，不顾“岁暮天寒，冰霜追逐千万程”来从事和平运动的；此时将周佛海的话仔细体味了一下，不由得大为泄气——事实俱在，搞“和平运动”已变成一种职业；“组府”不过是找个啖饭之地，这跟落草为寇，有甚么两样？ 在何炳贤，也发现了一个事先应该想到，而不曾想到的，极现实的大问题：要人家停止“组府”可以；“善后问题”不是凭陈公博一句“我来设法补救”可以解决的。也许来自重庆及其他内地的人，还可以“归队”；在沦陷区就地招兵买马这件事怎么说？如果中止“组府”，由兴亚院拨来的“盐余”，立刻就拿不到了。且莫道“天涯阵阵嗷鸿苦，说与哀蝉傥未谙”；光只眼前，纵有“落叶”作薪，奈何无米为炊；汪精卫总不能与“去潮俱渺”，一走了之。 话虽如此，仍不能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，何炳贤强调陈公博“国不可分，党必统一”的原则，以为在抵抗外敌侵略时，国内决不能有分裂的现象；而有光荣革命历史的“汪先生”，只发表国是主张就尽够了，决不应该进一步从事于可为举国所误解的工作。 周佛海的辩才也很来得，而且学过唯物辩证法的人，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逻辑，只要一不小心，落入对方逻辑的圈套，往往越说越拧，全是对方的理。 所以何炳贤唇枪舌剑，奋勇进攻，仍然无济于事！最后一场无结果而散——所谓“干部会议”，只是一次周佛海与何炳贤的辩论会而已。 铩羽而归的何炳贤，大为丧气；陈公博反倒保持着几分乐观，他安慰何炳贤说：“不要紧！如果我甚么都不参加，我想汪先生还不致于一意孤行。”那知道，上海传来的消息，证明陈公博的想法完全错了。首先是汪精卫由虹口搬到了“越界筑路”的沪西愚园路一千一百三十六弄，住的是前交通部长，贵州人王伯群的房子。王伯群当过大夏大学校长，迎娶大夏校花保志宁，是上海滩上一大艳闻；愚园路的华厦，便是藏娇的金屋；汪精卫假此作公馆，是由大夏校长傅式说居间而借住，还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强加征用，是一个谜。 传来的第二个消息，更使得陈公博忧心忡忡，汪精卫终于在五月的最后一天，由上海大场机场搭乘日本陆军的专机，飞到了横须贺军用机场，再改坐汽车，直驶东京。除了已正式担任日本与汪精卫之间的联络人，并正式在上海组织了“梅机关”的影佐祯昭，及犬养健以外，还有日本驻华的外交官清水董三、矢野征记，表明这一次汪精卫的东京之行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请。重庆的《中央日报》发表了第一起谴责汪精卫的文章，说他的行为，与敌机空袭时，在地面施放信号无异。 汪精卫自己的随员，一共五个人，周佛海、梅思平、高宗武、董道宁、周隆庠。一到东京，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财阀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别墅；唯独高宗武例外，以他有肺病为由，让他一个人住在与“古河矿山”企业有关系的制铁商大谷米太郎的家；这种明显的猜忌，促成了高宗武脱离汪系的决心。 其实，这时候日本的政治气候是很清楚的。继近卫而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领袖，一直在想执政，但为曾留法十年，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园寺公爵所抑制；直到这一次军部要推动日德意三国同盟，方始脱颖而出。 平沼的政治资本是陆军的统制派，其中牵线的是统制派巨头小矶国昭，七七事变发生后，正任朝鲜军司令官的小矶国昭，力主扩大；以后陆军推出设置“兴亚院”的计划，本来预定由小矶去主持；近卫一看不妙，抢先发表指挥金山卫登陆的皇道派要员，柳川平助中将为兴亚院总务长官，藉以阻止陆军推荐小矶。但平沼组阁，小矶一跃而为拓务大臣，成了兴亚院的主管机关。 至于蝉联陆相的板垣，受制于次官东条英机；石原莞尔被逐出参谋本部，在关东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；七七事变“不扩大派”的多田骏孤掌难鸣。就在这样的态势之下，汪精卫仍不肯知难而退；但事实上是骑虎难下。 未与官方接触以前，首先要“拜码头”。汪精卫跟日本人的关系不深，但有个人不能不拜访，那就是国父的老友头山满。 头山满出生于福冈藩士家。明治维新后，属于所谓“不平的士族”。萨摩系的领袖西乡隆盛，为了转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，倡导“征韩论”；但为大久保利通，木户孝允等人所反对，因而引起“西南战争”；西乡隆盛兵败切腹自杀。不平的士族越发不平，要求开设国会，让民众亦有参与政治的机会。这个运动早在“西南战争”以前便已流行，倡导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，明治七年首创“爱国公党”，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个民主政党。 不久，“爱国公党”在党政者的压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；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县另创“立志社”；一时民间政治社团，风起云涌，由土佐流行至各地；头山满与平冈浩太郎所组合的是“向阳社”，后来改名“玄洋社”。初意倡导民权；后来渐渐变质，成为一个极右派的组织，主张对韩国及中国扩张；主要的原因是，国会开设以后，玄洋社获得了北九州的煤矿经营权——民权与特权是极不相容的；玄洋社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，便不能不与军阀勾结。同时煤与铁是不可分的，炼钢事业发达，煤矿才能大量开采，煤价亦可提高；而炼钢事业要发达，就必须多造枪炮；枪炮要有出路，便只有发动侵略，制造战争。大仓喜八郎的八幡制铁所，恰是北九州工业的重镇；它也正就是头山满与大仓喜八郎合作的结晶。 日本人向来喜欢推行“两岸外交”，政府如此，民间亦然。头山与大仓的“国民外交”，殊途而同归于“大陆政策”，大仓联络盛宣怀，头山则结交革命志士。但他不肯出面，因为一则由倡导民权而把持特权，自觉无颜见人；二则他必须隐瞒与大仓的关系，亦就是掩护大仓在中国的工作。如果盛宣怀知道大仓喜八郎的伙伴头山满是革命党的同情者，那就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让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打交道了。 但头山满的时代，其实早就结束了；因此对汪精卫根本不能有何助力。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会谈，除了获得了一句“继承近卫内阁的精神、予以协助”的空头保证以外，亦别无收获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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