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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一八六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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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东下到何处？自然是南京。结语动这以离黍之思，恰是无可奈何之语。”言先生问道，“各位看我这首笺词如何？” 在满座无声中，有个甫来自重庆的汪系人物，夷然若失地说：“原来汪先生把我们比作落叶，这也未免太匪夷所思了。” “我觉得汪先生自拟为‘落红’，才真是匪夷所思。”另有个人说：“‘轻薄桃花逐水流’，何自轻自贱如此？” “此亦不得不然！既然把蒋先生比作傲霜枝、王者香，就不能不自拟为桃李。只是‘似得落红东去’，只有遗臭，何‘有余馨’？”陈公博大为摇头：“汪先生一生自视太高自信太过，真正害了他！” “足下既然看汪先生如此之深刻，何以每一次汪先生有所行动，总有你参加？”有个陈公博的好朋友，而不算汪系的客人，这样率真地问。 “唉！”陈公博痛苦地说：“莫知其然而然！” 他喝了口酒，眉宇间显得困惑万分；座客知道他正在回忆往事，都不愿打扰他，静悄悄地衔杯等待他作下一步的陈述。 “扩大会议失败以后，我到欧洲去住了半年；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的召集，我就没有过问。到了九月里，我有一个打算，想试试进行党的团结。坐船回来，经过锡兰界伦堡，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；我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：‘海上凄清百感生，频年扰攘未休兵；独留肝胆对明月，老去方知厌党争。’这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心。” “团结亦不容易。众议纷纭、从何做起。” “从自己做起。”陈公博接口说道：“从二十年年底回南京以后，我对实际政治从来不批评；对于党也从不表示意见。老实说，我不是没有批评、没有意见；只觉得多一种意见，就多一种纠纷。再说，我要想想我的意见，是不是绝对好的；就是好、也要看能不能行得通？不是绝对的好，不必说；好而行不通也不必说。我只有一心愿：党万万不可分裂；蒋先生跟汪先生千万要合作到底！唉，到底又分裂了。” “这一次的责任——”有人含蓄地没有再说下去。 陈公博此时亦不愿先分辨责任；管自己说下去：“求党的团结，不但在我实业部四年如此；离开实业部仍然如此。我记得实业部卸任以后，张岳军先生承蒋先生之命来征求我同意，出使义大利，我坚辞不就。为甚么呢？老母在堂，不忍远游，固然是原因之一；而最主要的，还是因为汪先生出国治疗，我再奉使远方，一定会有谣言发生。党内一有谣言，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，常理可度，所以我下定决心，不离南京，一直到八一三为止。” “不过，”有人笑道：“星期五夜车到上海；星期天夜车回南京，是‘照例公事’”。 陈公博笑而不答；然后脸色又转为严肃，“去年在汉口，党的统一呼声又起。有一天立夫跟辞修到德明饭店来看我；辞修很率直，他说：‘过去党的纠纷，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。’我笑着回答：‘在民国廿一年以前，可以说我应该负两分责任；廿一年以后，我绝不负任何责任。’立夫同意我的话。就是那两分责任，现在回想，也有点不可思议。” “请举例以明之。” 陈公博沉思了好一会才开口：“我无意指出谁要负主要责任，不过每次纠纷，我都不是居于发动的地位；而每一次都变成首要分子，彷佛魏延，生来就有反骨。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？不是！一切演变，往往非始料所及，像十六年宁汉分立，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都迁汉口；因为当时我确实知道，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，心想国府和总司令部同时迁到汉口，这样的声势，何难将共产镇压下去？那里知道，后来毕竟引起宁汉分立。” “那么，扩大会议呢？” “我在《革命评论》停刊以后，到了欧洲，本想作久居之计；后来汪先生、汪夫人一再催我回国，结果搞出张向华跟桂系合作的‘张桂军’事件和扩大会议。”陈公博皱眉摇头， “实在不可思议。” “可是，”有人提醒他说：“这一次汪夫人劝驾的意思亦很切。” “我决不会去！所以请炳贤兄代表。” “其实，我亦可以不去。”何炳贤说：“刚才言先生分析那首词，不是把汪先生的心事说尽了吗？” “未也！”言先生接口说道：“我刚才还没有讲完；最近，汪先生把他的那首词改过了。上半阕改了两个字；下半阕改了结尾三句。” “怎么改法？”陈公博急急问道：“快说！快说！” “前半阕中‘犹作留连意’，改为‘无限留连意’；下半阕结尾三句：‘只极目烟芜，寒蛩夜月，愁秣陵’，改为‘尽岁暮天寒，冰霜追逐千万程’”。 听言先生念完，座客脸上都似罩了一层严霜；最后是陈公博打破了沉默。 “看起来，汪先生一定要组府了！此刻我们不尽最后的努力，将来会懊悔。” “这‘最后的努力’是甚么？” “分两部分。”陈公博说：“炳贤兄，请你无论如何要阻止汪先生‘组府’；其余善后问题，我再设法挽救。” “恐怕很难。”何炳贤愁眉苦脸地。 “不但难，”有人提出警告，“也许会被汪夫人硬拖住，‘岁暮天寒、冰霜追逐’。” “这你请放心。”何炳贤显得很有把握地，“别说‘岁暮天寒’，那怕‘春暖花开’也没有用。落叶是落叶，落花是落花；‘萧条异代不同时’，凑不到一起的。” ＊＊＊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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