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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一八五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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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“兴亚院”拨来的“关余”，每月有三百万之多；经费宽裕，易于结客，周佛海拉拢的人很多。但比较重要的，只有四个，一个是无锡人赵正平，“维新政府”的“教育部长”；他是民初陈英士任沪军都督时的幕僚。周佛海与他的侄子，地方自治专家赵如珩在日本同学；赵正普通过这层关系，与周佛海接上了线。 第二个是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；由他的关系，又拉拢了一批清朝末年达官贵人的子弟，如杨士气的侄子杨毓恂等人。第三个是大夏大学的校长，章太炎的侄女婿傅式说；他是“日本通”之一，浙江温州人，与梅思平小同乡。 第四个是富滇银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袁砚公。他跟前面三个人不同，赵正平是过气政客；岑德广是纨裤“遗少”；傅式说虽为大学校长，而在学术界并无多大地位，号召力有限，而袁砚公是龙云及云南大老李根源的驻沪代表，他之参加“和平运动”，可能会影响云南的稳定，因而为军统判为制裁的对象，而且很快地被执行了。 但在中下层“干部”方面，由于自正金银行提来，整箱簇新联号的交通银行十元钞票的魅力，到设在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兵买马机构来登记的却很不少，筹备“组府”的初期，足已够用。但要钱有钱、要人有人，粉墨登场的初步条件，虽已具备；而且陈璧君在内，周佛海、梅思平在外，交相“劝驾”；汪精卫却临事踌躇，不敢轻发。因为过去在政治上的翻覆，毕竟是在国内；如今却牵连到外敌！汪精卫不好货而好名；清夜扪心，不能不想到“身后是非”。 陈璧君心里雪亮，汪精卫要一个人来壮他的胆，这个人若非顾孟余，就应该是陈公博。顾孟余的态度很坚决，早有“割席”之势；而且陈璧君于汪系人物，唯一所畏惮的也只是顾孟余，不敢自讨没趣。因此，集中全力在陈公博身上下工夫。 到了香港，陈璧君去看陈公博，谈到组府问题，陈璧君表示汪精卫并无成见，决定召集一次干部会议，以多数的意见为意见。陈公博便从“党不可分，国必统一”的原则，谈到汪精卫个人的利害，滔滔不绝地举出不应“组府”的理由。 陈璧君一直不作声；等他讲完，平静地说一句：“你自己跟汪先生去说。” 陈公博默然。于是陈璧君展开“攻势”，极力相劝；说只有陈公博对汪精卫是有说服力，而这分“说服力”只有在促膝倾谈时，才能发挥。 陈公博考虑了好久，终于还是拒绝了。 于是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一方面由汪精卫打了电报；一方面由陈璧君再度作香港之行，向陈公博提出要求，如果他真的不愿参加干部会议，希望他派一个代表。 这时在香港能够代表陈公博发言的亲信，只有一个何炳贤。但是，何炳贤不愿蹚浑水，一口拒绝。 禁不起函电交驰，只是动之以情，陈公博便又再一次去挽请何炳贤作代表，仍然遭到峻拒。何炳贤的理由是：去也是白去；因为如果能有几分之一的希望，劝得汪精卫悬崖勒马，还值得去一趟，无奈汪精卫的至亲，如陈春圃等人，已经在放空气，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之前，有一封信留给蒋委员长，中有“今后兄为其易，而弟为其难”的话；所谓“难易”，汪精卫的解释是，在本位工作上坚持到底，大不了一死殉国，这一点容易做到；将个人的一切抛开，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这就比较难了。由此可知，汪精卫已经决定“组府”了；召开“干部会议”，完全是表面文章。 此外有人为陈公博进一步指出，陈璧君只是利用陈公博。因为目前在汪精卫身边得势的周佛海与梅思平，都不是汪精卫的基本干部；梅思平份量不够，周佛海历史甚浅，他是西安事变后，汪精卫由欧洲兼程返国时，奉蒋委员长之命到香港迎接，因为谈得投机，才逐渐接近，过去并无渊源。既然如此，这个“干部会议”所作成的决议，汪精卫是可听可不听的；换句话说：“组府”不“组府”，完全是汪精卫个人的事。 但如有“陈公博”之字牵涉在内，情形就不同了，即令是代表，即令是反对“组府”，总还有一句话好说：“当时‘干部会议’，陈公博也派了代表参加的”。这个借口可以使人产生一种错觉：汪精卫的组府是陈公博他们都赞成的。 话虽如此，陈公博终于忍受不住情面的压力，苦劝何炳贤为他去了却一笔“人情债”。又说：不去有“默认”之嫌；去了，提出反对的理由，态度鲜明，是非自有公论。这个说法很有力；何炳贤终于同意，充当以陈公博代表的身分，参加了汪精卫的“干部会议”。 ▼第十一章 落花落叶 （回顾之二，汪精卫的一首词。） 动身的前夕，陈公博在他的新欢穆小姐的香闺中，为何炳贤饯行；陪客都是跟汪精卫接近，而态度与陈公博相同的朋友。这顿饭倒也并非只是寻常送往迎来的酬酢，有的有意见托何炳贤转达；有的有信件托带，所以席间的话题，不脱汪精卫夫妇，以及眼前围绕在他们夫妇左右的人。“汪先生‘组府’的班子，说‘汪家班’倒不如说‘陈家班’还来得贴切些，但就是‘陈家班’亦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同意汪夫人的做法。像她的弟媳妇——” 此人所谈的是陈璧君的弟妇，也就是陈春圃的妻子，本来家住澳门；由于不愿跟陈春圃到上海，夫妇之间，大起勃溪，最后竟至要闹离婚。 陈春圃与他的妻子，感情本来很好；儿女亦不愿父母仳离，苦苦相劝。民族大义，儿女私情，未尝不震撼陈春圃的心地；无奈有陈璧君在，不能不舍弃而随姊夫；很美满的一个家庭，就这样破裂了。 但有位言先生却多少替陈璧君辩护，他说，有革命历史，历居高位的毕竟是汪精卫，不是陈璧君，衡诸修齐治平的道理，汪精卫若连妇人干政的害处都不明白，根本就不够资格作为一个政治家，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。事实上在家庭之中，汪精卫真的要发了脾气，陈璧君亦总是退让的。所以这一次“组府”，虽说出于陈璧君的主持，何尝不是汪精卫内心所默许？真有愧他的“舅嫂”多多。 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有根据，这个客人除了引用《舟夜》那首七律以外，另外又抄出汪精卫的一首词，传观座中。 这首词是汪精卫从重庆到河内不久所作；词牌叫作《忆旧游》，咏的是“落叶”： 叹护林心事，付与东流矣，一往凄清，犹作流连意；奈惊飙不管，催化青萍。已分去潮俱渺，回汐又重经；有出水根寒，拿空枝老，同诉飘零。 天心正摇落，算菊芳兰秀，不是春荣。槭槭萧萧里，要沧桑变了，秋始无声。伴得落红东去，流水有余馨；只极目烟芜，寒蛩夜月，愁秣陵。 大家仔细一看，果不其然，一开头“护林心事”，使用的是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典故；此外“东流”、“惊飙”、“青萍”，无一不是咏落花，与“落叶”何干？ 言先生又指出：“已分去潮俱渺，回汐又重经”，落叶随波逐流，本应入于汪洋大海；居然复归原处，但时序已由春入秋，于是“有出水根寒、拿空枝老”，虚写落叶，接一句“同诉飘零”，则落花竟与落叶在秋水中合流了。这种词境，从古至今所无，只存在于汪精卫心目中；奇极新极，而千钧笔力，转折无痕，就词论词，当然值得喝一声彩。 下半阕仍旧是落花与落叶合咏；细细看去，是落花招邀落叶同游。词中最微妙之处，在画一条春与秋的界限；菊与兰并无落叶，则落叶必是“春荣”的花木，与落花同根一树，本是夙昔俦侣。至于“菊芳兰秀”，暗指孤芳自赏，亦言崖岸自高；更是“落花”提醒“落叶”：今昔异时，荣枯判然。 “天心摇落”之秋，非我辈当今之时，合该沦落。这是警告，但也不妨说是挑拨。 以下“槭槭萧萧里，要沧桑变了，秋始无声”之句写的秋声，可从两方面来看，就大处言：前方将士的厮杀吶喊，后方难民的穷极吁天，在在皆是秋声。除非“沧桑变了，秋始无声”；若问沧桑如何变法？则是另外创造一个春天。 就小处言，由秋入冬，沧桑人变；落叶作薪，供炊取暖，自然就没有“槭槭萧萧”的秋声了。 这沧桑之变，便是汪精卫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。就小处言，是沧桑变我；就大处言，不妨我变沧桑，何舍何取，不待智者后知。不过汪精卫心里是这么想，但刚到河内时，前途茫茫，还不敢作何豪语；只好以“落花”自拟，这样劝告“落叶”：此时此地，你只有被牺牲的分儿！不如趁早辞枝，随我东下；至少还可以沾染我的一点香气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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