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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八四


  这一阵恭维很合吴佩孚的胃口,论调便有些不同了,“有史以来,从无久战不和之理。”他问:“汪先生现在是怎么打算呢?”

  “如信上所说的,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的政府。”

  “统一、有力、自由独立,”吴佩孚一词一顿,念完了摇摇头说:“谈何容易?”

  “唯岂不容易,才要请大帅出山。”

  “嗯、嗯,”吴佩孚的脑袋由左右摇摆,变为上下颤动,“这个政府先要‘独立自由’;次要‘有力’;然后才能‘统一’。保全国土、恢复主权,我辈责无旁货。合作,可以!”

  最后四个字,斩钉截铁,显然已被说动了;赵叔雍兴奋地说道:“大帅肯与汪先生合作,和平一定可以成功。”

  “这也言之过早。”吴佩孚问道:“日本人对于组织政府怎么说?”

  “日本人同意,仍旧用国民政府的称号;使用青天白日期,不过现在跟重庆在打仗,如果不加区分,战场上会发生误会,所以预备在旗子上加一条黄带子,写上几个字,作为识别。”

  “写几个甚么字?”吴佩孚脱口问道:“不会是‘替天行道’?”

  也不知他是随口开玩笑,还是故意讽刺;反正话锋不妙,赵叔雍心里不免嘀咕,但只有陪笑说道:“你老真会说笑话。”

  “不错,我是说笑话。”吴佩孚正一正脸色说道:“我原来以为汪先生跟我合作,他主政我主军,另外成立政府,这是可以谈的。现在他用国民政府的名义,这件事就无可谈了。”

  “这,这,”赵叔雍困惑不解,“这又是为甚么?”

  “我受挫于国民政府,始终是敌对的地位;现在跟国民政府合作,不等于投降吗?”

  “唉!大帅,这都是早已过去的事了。”赵叔雍大不以为然,很率直地说:“你老何必斤斤于此?”

  “不然!抗节不屈,是我素志。”吴佩孚又说:“蒋奉化总算能礼贤敬老,那年派吴达铨来接段芝泉,也劝我南下;孔庸之也一再劝我,我为了争一口气,没有答应。不过,我既不住租界、也不出洋,蒋奉化是信得过我,不会上土肥原的圈套的。不过,我虽不会做张邦昌;也不屑于做钱武肃。”

  赵叔雍听他这番理论,大出意外;亏他会拿吴越的钱武肃王作比,也真是匪夷所思了。

  “总而言之,”吴佩孚又说:“汪先生要跟我合作,要依我的条件:第一、日本军要撤走;第二、另组政府,与国民政府无关;第三、军事由我来负责,他不能干预。这三个条件,缺一不可。”

  赵叔雍听完,倒抽一口冷气。第一个条件日本不会同意;第二个条件汪精卫办不到。看样子他是根本不愿出山,故意提出这样的条件,好教人知难而退。

  意会到此,方始恍然。不过,任务虽未达成,总算亦有收获,到底将吴佩孚的本意探查明白;此路不通,汪精卫应该可以死心了。

  谁知不然。汪精卫还要争取吴佩孚;因为日本军部着眼在军事上,希望引其中国军队的动摇、分裂、混乱,就必须找一个军人来与汪精卫配搭。这个军人不论新旧,但名片要响亮,才有利用的价值。在汪精卫想,建立一个政权,总要有文有武,才成局面;所以六月间在北平碰壁回上海,立刻动脑筋争取同乡军人;粤籍将领自然以张发奎为首,但张发奎一向与桂系接近;而桂系首脑李济琛曾经想杀汪精卫,所以不说张发奎无意落水,就在私人关系上亦格格不久。这一着失败以后,又回头来找吴佩孚;汪精卫的想法是,吴佩孚的三条件,第三个可以许他;第一个可以说动他:要日本撤军,正要你来交涉。吴佩孚好名,用激将法必然有效。只有第二个必须解释清楚;便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吴佩孚,道是“今日国民党人主张恢复国民政府,其为国民政府谋,忠也;非国民党人亦主张恢复国民政府,其为国民政府谋,侠也。一忠一侠,其立场虽异,而为国为民之心事则同。铭窃愿公以一忠字对民国;以一侠字对国民政府,则公之风节必照映宇宙,而旋乾坤之功业,亦必成于公乎。”

  信是写得文情并茂,但吴佩孚却没有心情去欣赏,因为他的牙病复发,来势极凶——民国十二年,曹锟决定贿选总统;“虎视洛阳”的吴佩孚,岂不以为然。曹锟的胞弟曹锐,本跟吴佩岂不睦,直系早有洛派及津保派之分;此时曹锐不断挑拨,以致曹锟对吴佩孚亦有了成见,洛保两派,益同水火。吴佩凭借酒浇愁,日夕狂饮,一颗坏牙发火,却又不曾根治,常要复发,这一次因肝火特旺,发得格外厉害。

  肝火是两个人引起来的,一个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喜多骏一,不断来“劝驾”,使得吴佩孚穷于应付,大感苦恼;再一个是曹锟的小儿子曹士嵩。曹锟有两子一女;长子叫曹士岳、次子叫曹士嵩。曹锟兄弟很多,子侄是大排行;曹士岳十一、曹士嵩行十三。在天津提起“曹十三”,几乎无人不知;因为是有名的纨裤。

  纨裤子弟亦有三等九级,大致亦视其父兄的出身修养而定;曹锟的两个儿子,都是败家,以曹十三为尤甚,是苏州人所说的“要紧穷”,嗜赌如命,一晚上输一两座洋房是常事;有时深夜持着珍贵的首饰到舞场里去找人变现。曹十三的姊姊见此光景,只怕嫁妆都要让他败光,便吵着要分家;平时曹士岳已经去世,所以分家只是姊弟二人。请出来主持其事的父执,一个是齐燮元;一个是吴佩孚。曹吴的关系特深,因而齐燮元事事推吴佩孚作主。他一向不喜曹十三,便提出男女仆分的主张;曹十三不敢争,心里却很不舒服。

  分完不动产分动产,现金、古玩、字画次第分过,最后分首饰。其中有一支玻璃翠的扁簪,通体碧绿,十分名贵;吴佩孚沉吟了半天说:“十三,你是男孩,用不着这东西;又是你母亲的遗物,就给了你姊姊吧!”

  曹十三立即接口,“大叔,你老不是说男女平分吗?就平分好了。”说完,拿起簪子“崩冬”一下,敲成两截,取一截给他姊姊:“拿去。”

  这是上海人所谓“触霉头”;吴佩孚这一气非同小可,“你这小子太混帐了!”他拍案大骂。齐燮元在一旁劝了半天,才平息了一场风波。但余怒未息,肝阳上升;吴佩孚当天就牙病大发,左颊肿得老高。他的填房太太慌了手脚,打听得天津有个姓郭的大夫,治牙病药到病除,便专程请了来诊治; 哪知不治还好,越治越坏。

  这姓郭的是所谓“时医”——实在没有甚么本事;只是走运的医生。大概姓郭的红运已过;也许是吴佩孚的大限将至;一剂石膏二两的“狼虎药”下去,炎凉相激,疼得吴佩孚几乎发狂。于是吴家的亲友献议,说牙科是日本人好;应请日医诊治为宜。

  在北平的日本医生,最有名的一个叫植原谦吉,留德学成,即在北平开业;此人倒真是爱慕中华文化,会说中国话、爱吃中国菜,尤好结交名士。医道极其高明,平津政界要人,以及下野多金而“隐于市”的北洋军阀,几乎没有一个不曾请教过植原。

  吴家跟他也相熟;想请他介绍一个牙医,而正当筹议未定之时,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来探病,并且举荐了一个名叫伊东的牙医。吴家看日本人很敬重“大帅”;同时也知道日本人千方百计想请“大帅”出山,自然相信这荐医之举是百分之百的善意,当时便请伊东来出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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