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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八四


  影佐还在思索;矢野已开口问说:“这是不是汪先生已经决定了的办法?”

  “是的。我想,这样有备无患,比较妥当。”

  既然如此,关于技术上的问题,应该找事务人员来商量;矢野便说:“请汪先生去休息吧。一切事务上的细节,可否请办理总务的来商量一下?”

  这件事陈璧君的弟弟,在法国学航空的陈昌祖负责;当时便由汪精卫亲自将他唤了来,作了介绍,彼此展开细节上的研究,当然,最主要的是,要设想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,以及因应之道。这是件很麻烦的事,所以谈了两个小时,才大致就绪。

  告辞时,汪精卫特来打开一个房间,里面没有人,却有陈设,最令人触目的是,床上放着一束用黑丝带扎住的鲜花。不用说,这就是曾仲鸣舍身护汪之处。

  ***

  四月二十夜间,越南总督府接到巴黎的训令,同意汪精卫离境;他雇的那条船“哈芬号”,亦已取得离开港口的许可。为了安全起见,“哈芬号”上的中国水手,全部解散,另外雇用安南籍的船员。此外还要准备食物、清水,需要三天至四天的时间。因此,周隆详与影佐约定,四月二十五一早开航,中午在离海防五海里的一个无人岛的海面,与“北光丸”会合前进。

  但是,那天中午,“北光丸”由中午到黄昏,无线电不断发出约定的密码搜索,始终联络不上。影佐大为焦急,要求船长继续发电;不久收到回电,但非来自“哈芬号”,而是海防海军司令部的警报;如再发出意义不明的电码,将派驱逐舰采取行动。“北光丸”无奈,只好放弃搜索,向东航行。

  东面便是海南岛,“北光丸”从海南岛南面穿过这段海域,需要三天半的时间;这三天在影佐的感觉中,比三年还长。到了四月二十九,是昭和天皇的生日,日本人称之为“天长节”,一早,船长备酒庆祝。犬养便问:“、‘哈芬号’为何联络不上?是不是出事了?”

  “是不是出了事,现在还难以判断;因为这条船的船龄大了,无线电陈旧,性能不佳;距离稍远,就无法通报。”

  “那么,”犬养建议,“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下来等一等呢?”

  “停下来不是办法。”船长答说:“以我推断,‘哈芬号’的吨位太小,每小时只能走八海里;这几天海上的风浪太大,‘哈芬号’极可能采取北面航线,那就怎么样也联络不上了。”

  船长指点海图,一看就明白了,“哈芬号”如从海南岛以北,雷州半岛以南的琼州湾穿过;由于南面陆地的屏障,风浪当然要小得多。但是,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,挡住了强风,同时也隔绝了电波,这可能是两船无法联络的真正原因。

  明白了这一层,犬养的信心大增;濒于绝望之境的影佐,亦萌生一线希望,中午未到,便与船长集中在无线电室;一过中午,“北光丸”便将越过海南岛,到达东经一百一十一°的位置;辽阔的海洋中,将无任何障碍阻隔两船的无线电波。

  一分钟、一分钟地数着,到了下午三点钟,一直脸色凝重的报务员,突然出现了惊喜之色:“联络到了!”

  果然,如船长的判断,“哈芬号”是取道琼州湾。当时约定在汕头附近的碣石湾会合。

  于是“北光丸”以全速前进,当夜到达碣石湾;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,“哈芬号”才到,将周隆庠与陈昌祖接到“北光丸”,才知道开船就迟了好几个钟头;及至开航,不是浓雾,便是大风,这条小船居然能与“北光丸”会合,真是邀天之幸。

  “‘哈芬号’太危险了!性命等于是捡来的。”周隆庠说:“汪先生已经同意改坐‘北光丸’到上海。”

  影佐心里得意,他在想:汪精卫一生三翻四覆,开头都有他的一套理想;似乎特立独行,表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气节。但他的理想,往往经不起考验,极容易为环境所支配,现实所屈服,譬如这一次说不坐日本船到上海;其实要坚持亦不难,大可在汕头暂住,自己另外安排交通工具;可是,他并没有这么做。照此看来,只要汪精卫一上了这条船,就不怕他不就范。

  但汪精卫却自以为还大有可为;在“哈芬号”做了一首七律:“卧听钟声报夜深,海天残梦渺难寻。舵楼欹仄风仍恶,镫塔微茫月半阴。良友渐随千劫尽,神州重见百年沉。凄然不作零丁叹,检点平生未尽心。”

  诗的题目叫《舟夜》。汪精卫向来“道不行;乘桴浮于海”,失意得意不知在大海中度过多少个“舟夜”,所以说“海天残梦渺难寻。”

  “舵楼欹仄”是指重庆和蒋委员长;日军猖狂便是“风仍恶”。对“舵手”虽无谴责之意,但已肯定了掌舵极难。不过在他认为已发现了一线光明——近卫是他的“镫塔”;可惜“镫塔”上的光,不是越来越强,无端跳出来一个平沼,成了浮云掩月之势。

  “良友”自是指曾仲鸣;“百年沉”是指元朝——统一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于一二六〇年;至一三六八年元亡,历时一百零六年。他的意思是,眼前恰如宋之亡于元;一定要亡于日本了!因而用了“重见”的字样。

  这当然是正好经过“零丁洋”的感触;但他自负比文天祥有办法,不必作“零丁洋里叹零丁”之叹。至于“检点平生”,“未尽”之“心”就是从未真正满足过领袖欲;这一次大概可以“满足”了。

  其时周佛海早已到达上海,展开活动;罗君强在这年初春,公然跟他一个姓魏的长官要了六百元旅费,飞到香港,作了周佛海的主要助手。当时日本方面跟周佛海联络的是西义显;因为高宗武最初赴日的任务,对蒋委员长有所报告时,都由周佛海经手转呈,而西义显对高宗武的情况非常清楚,所以由他跟周佛海联络,最适当不过。

  四月初,西义显坦率地告诉周佛海,日本方面对高宗武已失去信心;以争取蒋委员长来主持谈和的“高宗武路线”,已遭拒绝。问周佛海今后的和平运动,应该如何做法。

  在影佐祯昭已上了“北光丸”,专程赴河内去接汪精卫时,西义显这话无异明白表示,日本已决定扶植汪精卫。事实上这也在周佛海估计之中;今后如何做法,在陈璧君几次到香港,在九龙闹区尖沙咀的住宅中,与周佛海、梅思平筹议已熟,此刻是向日方表明态度的时候了。

  周佛海说:“采取言论的和平运动,为汪先生的原案;但我以为,只有言论,尚感不够。应该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,以政府的力量,推行和平工作。”

  这就是所谓“周佛海路线”;实际上是“陈璧君路线”。甚至也可能是“汪精卫路线”——汪精卫夫妇对他们的追随者,唱了一出“双簧”,汪精卫采取“言论的和平运动”:陈璧君私下表示应该采取“实际行动的和平运动”。而对外则由周佛海作陈璧君的化身,提出“组府”的“周佛海路线”,藉以掩护汪精卫。

  周佛海对西义显的具体说明是如此:“如果日本政府能忠实履行近卫声明,我们亦可成立强有力的政府。但近卫的这份声明,份量还嫌不够;对最重要的撤兵问题,竟避而不谈,评价值已大为降低。倘能恢复我们所提原案,并忠诚付之实行,则庶几中日事变可以解决。现在汪先生既已出面主持,应飞往东京,直接征询日本最高当局的意见;如果认为条件不能接受,仍可返回民间的和平运动。如果日军能保证并尊重我们政治独立,即应毅然到南京组织政府。这是我个人的意见,准备向汪先生建议,请他接受。”

  如果汪精卫肯作东京之行,便有“朝拜”的意义在内;仅在宣传上便可获致巨大的利益,所以日本方面毫不考虑地表示“欢迎”汪精卫到日本访问,有了这个承诺,周佛海的活动便更积极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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